松岛：胡适与反共（上）
1949 年八月，中共军队已经在四个月前渡过长江，横扫江南，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处在风雨飘摇当中，即将崩溃。毛泽东在这个时候为新华社写了一篇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大骂了一通帝国主义，从英国人开始骂，一直骂到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毛泽东在这篇社论当中，除了骂帝国主义之外，也夹带着点了几个反动知识分子的名字，说他们都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这三个人是：胡适、傅斯年和钱穆。
钱穆这个人，在当下中国国学热的背景下，已经被封为国学大师了，尽管天天吹他的那些搞国学的，也未必能有几个人真能看懂他的书，而胡适在现在中国的位置就有点尴尬了。十几年前，台湾的李敖跑到北大来，想出几十万给北大捐一个胡适的雕像，且不说胡适跟李敖之间有没有什么交集，胡适在现代中国学术和高等教育等方面的贡献，大家都清楚，并且胡适也长期担任北大文学院长，抗战之后还当了三年北大校长，北大给他立一个雕像，完全是应该的，结果北大校方把李敖这个提议完全抛在一边，采取冷处理的态度，一直拖着不回应，这个事情公布到网上之后还引起了一阵争议，许多网民都认为北大这么做实在欠妥，但也没起到什么作用，直到今天，北大仍然没有给胡适立一个雕像。
实际上，别管是北大还是哪个大，只要是中国的大学，那都是在党领导下的大学，中国是没有独立的教育的，而中共对胡适向来就是仇恨的，我在这里再举一个例子：四川大学有一个很著名的研究近代史的学者叫罗志田，他是余英时的学生，1990 年代在普林斯顿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他回国之后，花了好几年时间研究胡适，写了一本胡适的传记。川大历史系的系主任觉得这本书写的很不错，就准备把这本书拿去评选四川省社科奖，还要去评一等奖。结果，这本书拿到评奖委员会那里就引起了很大一阵争论，一些“党内的老同志”就提出，胡适是毛主席钦定的反动学者，你研究胡适这样“落后”的人物，应该做出有力的批判才对，而这本书书不仅未批判，甚至没有与胡适“划清界限”，反而还要讲胡适的重要地位，这真是岂有此理，结果这本书从一等奖降到二等奖，再降到三等奖，到最后干脆就什么都没拿到。根据作者后来的回忆，他说有内部人士之后告诉他，你这本书拿不到奖早就是内定的了，胡适的学术地位就是再伟大，那他也是反动学者，你不要想靠写胡适拿到官方的什么奖项了，能出版就已经不错了。
那么，为什么中共对胡适有这么大的仇恨呢？到底胡适的哪些思想能够让中共几十年如一日地批判胡适呢？余英时在一次访谈中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所有尊重的价值，共产党都要毁灭的，那我不可能接受嘛…叫我言论不能有自由，叫我不能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写东西，也不能出来说话。个人的自由，人的基本权利都要放弃，才能在共产党底下活得很舒服，这个就不能接受，这基本是价值问题，这不是反共不反共的问题，是共产党反我，不是我反共。对于胡适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不是胡适一上来就要反共，而是胡适自己的基本信仰和思想受到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威胁之后，胡适等于说是被动的要去回击共产主义对他的侵略。所以，如果我们要了解胡适的反共思想，特别是因为胡适其人，首先是一个思想家，一个学者，并非一个政治人物，我们就必须先审视他的思想体系当中有哪些基本信念或价值取向是和共产主义完全不能相容的，而只有在有了这样的理解之后，我们才能知道胡适的反共，绝不仅仅是他个人政治立场的表示，更重要的是在反共中体现了他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和对中国人民的悲悯情怀。
胡适终其一生，一直认同他的导师，哲学家杜威的实验主义精神，反映在社会发展的方面上，胡适一直反对激烈革命，不相信有“包治百病的根本解决”，而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他经常引用的一句话就是，“进步不是全盘的，而是零星的，是由局部来进行的。”而共产党的革命，很明显，是通过暴力的手段来完成的，并且谋求通过革命对整个社会上上下下进行翻天覆地的彻底改变，这正是胡适主张的反面，也正是胡适反共的哲学、思想基础。1930 年 3 月，胡适写了一篇文章，谈他对美国社会的感想，他说，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革命当中，这种革命是渐进的，天天有进步，所以天天是革命。
胡适的反共思想当中的另一个基本成分是他的个人主义理念，他认为，极权独裁与自由民主的一个重大冲突就是一致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差异，他说，民主方式的生活基本是个人主义的，强制要求一致性必然导致对个人自发性的压迫，阻碍个性的发展和创造性的努力，导致不容忍，迫害，和奴役，而最糟糕的是导致知识上的不诚实和道德上的伪善。至于民主，胡适也有极其独到又简明的解释，他说，民主的生活方式，在政治制度上尽管看起来好像是少数服从多数，其实民主最精彩的一点恰恰是多数不抹煞少数，不敢不尊重少数，更不敢压迫少数，毁灭少数。其实，这一点也正好跟共产党鼓吹的那种所谓的民主是相反的，因为共产党的民主恰恰正是压迫少数，所谓的“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共产党的民主制，民主来民主去，到最后其实还是对最高领袖的服从，让所有人都做螺丝钉。共产党的民主，是消灭自我的民主，强调的是集中，而胡适所谈的民主，则完全相反，是尊重保障自我的民主，强调的是多元。
除了认同渐进改良与个人尊严之外，胡适思想当中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的另外一点就是对权威的怀疑。这一点，在新文化运动当中的体现就是所谓评判的态度，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他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胡适认为，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能够当成一些假设的简介，不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信条，也不能当成金科玉律的宗教，更不能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1930 年代，在共产党的革命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说，我对于现今的思想文艺，是很不满意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多了一帮马克思的奴隶；陈腐的古典主义打倒了，却换来了更加浅薄的新典主义。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但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更算不得好汉。
然而，胡适毕竟是一介文人，对政治的走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实际上是比较迟钝的，甚至于说在同样是文人的群体当中，胡适对未来的判断都不能说是很及时的，例如我们可能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徐志摩在 20 年代访问过一次苏俄之后说过的那句话：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除了他之外，国学大师王国维在跳湖自杀之前，也在一封给朋友的信当中表达过担忧，他说，观中国近况，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
实际上，胡适在年轻的时候也有一段时间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充满了憧憬和幻想。1926 年，他去了一次苏联，参观了莫斯科的几个地方，感到十分兴奋，反复称赞苏联的教育体制非常先进、科学，完全采用了欧美最新的教育学说，并且经过几天的访问，他的政治思想也有了一点变化，想要把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不要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就是了。在那个时候，他觉得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实际上没有什么矛盾，自由主义也是逐渐发展的，首先实现的是贵族阶级的自由，然后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而现在为无产阶级争得自由，也说得上是顺理成章。胡适对苏联的好感一度到了什么样的一种程度呢？跟现在的许多人一样了，到处去跟人争论，说西方记者对苏联的很多报道都是谎言，“你到过苏联吗？你了解苏联吗？”
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胡适的个人思想与个人哲学，终究与共产制度不能相容，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他本人没有遭到过什么“社会主义铁拳”，但他也慢慢地认识到，共产主义制度与他所推崇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是不能共存的。到了抗战结束，内战爆发的 1947 年，他真正感受到了共产党在世界范围内对自由民主所造成的威胁，在一篇文章当中，他把俄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和德国的纳粹党归为同一类的政党，并且指出，这类政党有严密的组织，党员没有自由，通过特务侦察机关监视人民的言论、思想和自由，并且不惜用任何方式取得政权，拿到了就占据不走，更绝对不会承认和容许反对力量的存在。他在美国的时候，还读了一本叫做《我选择了自由》的书，是一个苏联叛逃者，冶金专家克拉夫琴科在美国写作出版的，这本书对他的震动很大，因为尽管他在理论和思想上已经否定了共产主义，但对于苏联残酷统治的真面目，这还是他第一次读到。
1947 年，他在北平中央广播电台发表了一次演说，他说，从历史来看世界文化的趋向，就是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最大目标，一个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体专制的潮流，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我们不必因为中间起了这一个三十年的逆流，就去抹煞三百年的大潮流，大方向。然而，他却没能够想到，仅仅两年之后，中共就打垮了国民党，占领了整个中国大陆。在此之后无论胡适在这之前想要对实际政治保持多少的超然态度，都再也不可能了，胡适愿不愿意公开批判共产党是一回事，共产党——正如我们最开头说的那样——把胡适当成了头号反动知识分子来对待，没过几年就专门发动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批胡适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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