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汝谐：中国非暴力反抗运动林林总总答客问（一）

有客自远方来，与愚探讨有关中国非暴力反抗运动之林林总总，管中窥豹而已；兹将问答之词整理成文，以求抛砖引玉，就正于高贤。

客：我们都认为民主宪政比专制制度好，可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怎么能够实现民主宪政呢。

愚：我认为，在中国，推动非暴力反抗运动是争取民主宪政唯一可行的道路。

客：非暴力反抗运动是怎么回事呀。

愚：顾名思义，非暴力反抗运动就是用非暴力手段反抗中共的运动；为了确保中国非暴力反抗运动沿着健康轨道发展，避免因主观原因、客观原因而误入暴力斗争的歧途，必须批判某些颇为流行的错误观点。

客：我听说有一位名叫倪明的湖南农民维权领袖这样说：目前农民没有走向暴力反抗， 并不是他们没有这样做的思想基础和情绪准备，而是因为大刀长矛的时代已经过去；以今日中国官民矛盾之尖锐，要是大刀长矛就派得上用场，民间的暴力抗争早就不知发生过多少次了。还有，当年波兰团结工会的顾问米奇尼克，在回答西方记者提出的团结工会为什么采取非暴力不采取暴力的问题 时，他说：我们没有枪。

愚：哼哼，这些说辞根本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和推敲。中外历史表明，没有任何一个在野的反抗团体诞生伊始就有充分的武装枪支，天上不会掉馅饼，天上也不会掉枪枝！任何反抗团体想从事暴动反抗，就必须把搞枪当成头等大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这方面，中共堪称搞枪的模范生。再说 1956 年匈牙利爆发革命，广大民众一开始也没有枪；革命的导火线是秘密警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火，造成多人死伤，数万匈牙利民众迅速武装起来，与秘密警察以及苏联军队交火。所以，没有枪绝对不应当是放弃暴力斗争的理由！

客：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种观点：很多人认为中共太厉害，暴力反抗共产党是以卵击石，所以只能选择非暴力抗争。

愚：这个观点同样站不住脚。通览二十四史，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只能诉诸暴力，敌强我弱进行暴力斗争夺权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中国历史上何曾有过非暴力反抗运动成功夺权的先例？没有！如果我们以敌强我弱为由放弃暴力斗争，岂不是同样也可以以敌强我弱为由放弃非暴力反抗运动吗？二者的差别仅仅在于从事暴力斗争更加危险而已！再者，假如非暴力反抗运动又屡遭失败，岂不是意味着暴力斗争与非暴力斗争都是死路一条，我们只能甘当奴隶，忍受专制制度的漫漫长夜？不对不对，敌强我弱也不是放弃暴力斗争的理由！如果说中共太厉害，我们搞暴力斗争是以卵击石；那么，孙中山黄兴搞的 N 次自杀式武装起义，又何尝不是以卵击石，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性！然而，一茬又一茬民国先烈诸如秋瑾、徐锡麟等留日生视死如归，慷慨就义，因为他们坚信鲜血不会白流，可以擦亮庸众的眼睛！

OK，假设暴力手段推翻共产党可以达到民主宪政的伟大目标，那么，我们敢不敢以暴力手段推翻共产党，就成为对我们个人胆量、牺牲精神的一种甄别、一种考验！如果我们有秋瑾、徐锡麟那样的胆量和牺牲精神，我们就回答说敢；如果我们是胆小鬼，就回答说不敢！为了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我们理应积极准备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没有枪支就去寻找枪支，没有勇气就提高勇气 ，对不对？

客：哈哈。

愚：这种观点背后的错误逻辑是：我们从事非暴力反抗运动并非本衷，而只不过是一种受限于客观条件的、迫不得已的、退而求其次的权宜之计；要知道，假如我们将暴力斗争作为摆在桌面上或者藏匿于桌面下的选项，搞枪就只不过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在当今地球村世界，搞枪的办法多得很！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可以效法孙中山在海内外大规模筹款，向国际军火商以及军火走私贩购买军械；如今解放军内部如此腐败，蛀虫如此之多，肯定能够打通可靠关系，从腐败分子手中购买先进武器装备；更何况，我们还可以双管齐下，暴力斗争与非暴力斗争并举，作为反抗共产党运动的双翼；一方面明里积极扩展非暴力反抗运动，另一方面则秘密地为暴力斗争积蓄力量；既然中国大陆黑社会可以从中越边界、中缅边界搞到相当数量的枪械，我们自然也不白给！1996 年，北京刑满释放人员白宝山单枪匹马袭军营，摸岗哨，夺得长枪短枪数支，震惊华夏；假如我们群策群力搞枪，绝对不会逊于一介悍匪！得手后则将枪械藏于高山，储于深洞，默默蛰伏，等待时机。中国大陆政局并非一潭死水，永无变化，当政治形势出现波动，暴力反抗具有某种真实的、甚至仅仅是主观判断上的可操作性，我们便以为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我们就投笔从戎，掉过头来，放弃非暴力反抗运动，拿起枪杆闹暴动，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须知，民间并不缺乏杨佳、张扣扣这样血性方刚的英雄，时日曷丧， 予及汝皆亡！假如走暴力斗争的道路，我们就应当孜孜不倦地提高杨佳、张扣扣们的政治觉悟，甚至秘密地将他们编列成军；不一而足。

客：着呀，听起来挺对头嘛。

愚：不对头不对头，完全不对头！过尽千帆皆不是！凡此种种，都是机会主义态度，对中国非暴力反抗运动贻害无穷，完全不可取！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有句话：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我们坚持从事非暴力反抗运动的初心永不动摇，首先是因为我们尊重生命至上的伦理原则；敬畏生命，尊重生命，肯定每个人都是具有自身目的的利益主体，也就是肯定每个人都有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利，

享有人的尊严；而暴力运动势必蹂躏践踏敌我双方的生命，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联合国大会设立每年 10 月 2 日是国际非暴力日，这一天也是印度非暴力运动领袖甘地的生日。联合国大会决议说国际非暴力日要巩固和平、容忍、理解和非暴力文化；仁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中国文明的古老基因与现代文明在非暴力反抗运动这里接轨，焕发新的生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公开宣布：无产阶级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形形色色的共产党人都坚持只有暴力才能到达他们心目中的共产主义天堂；仅此一端，中国大陆非暴力反抗运动就必须与暴力斗争、暴力言论彻底划清界线！

当今中国社会如同火药桶，充满凶残的戾气，等闲小事引发人命血案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如果我们不严格节制暴力行为乃至暴力言论，就会出现一种最可悲的现象：中共政权安若泰山，而广大民众自相残杀！

客：是呀，我们看到，那些绝望的人为了报复社会滥杀无辜，他们没有一个舍命冲击政府单位，却不约而同地残害幼儿园的娃娃！

愚：中国非暴力反抗运动必须旗帜鲜明地杜绝暴力斗争、暴力言论，不给暴力斗争、暴力言论留下任何一道可供游走的后门；推翻共产党的专制统治自有其历史的必要性，但是，如果在推翻共产党的过程中，由于使用暴力方式而造就了一个类似共产党甚至较共产党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政治实体，则是更大的历史悲剧！你一定知道，中共于国共内战时期提出过一个口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如果我们放弃非暴力反抗方式改用暴力反抗方式，提出打倒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实则换汤不换药。从事暴力活动，中共这个榜样是现成的：走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道路，走毛泽东井冈山割据道路，走李立三城市武装暴动道路，走 1976 年怀仁堂政变道路；而上面任何一种道路即使成功，也不可能让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假如我们用暴力方式推翻赵家人，同时却捧出了钱家人、孙家人、李家人，为日后打倒钱家人、孙家人、李家人埋下伏笔，这种以暴易暴的历史循环又有什么意义呢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军阀战争证明，以暴易暴固然可以推翻个别暴政，但是反过来却会滋生、孕育新的暴政，无助于历史的进步。美国黑人暴力革命路线的领袖马尔科姆·X 已然被历史遗忘，而非暴力反抗领袖马丁·路德·金名垂千古，其生日成为联邦法定假日。如果我们还是沿用以暴易暴的套路追求民主宪政，实属缘木求鱼。1949 年，大画家徐悲鸿怀着艺术家特有的纯良心理，在其奔马图上题句：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如此完美如此理想， 只能存在于文艺家的臆想之中；山河百战以后是不可能归于民主的，于百战中胜出的统治者只能是大独裁者！

客：不见得吧，华盛顿也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民众拥护华盛顿当皇帝，他却戴上老花眼镜说，我老了，不当皇帝当平民。我们也要当华盛顿，浴血打下天下以后，拱手让出政权军权，让中国实现民主宪政。

愚：哼哼，我要说华盛顿是千古一人，产生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地从未出现过封建制度，从未出现过皇帝，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堪称孤例的历史现象。我丝毫不怀疑你们有志成为华盛顿第二的良好愿望，然而，权力特别是最高权力对人性的腐蚀不可低估，为了你们掌权后成为华盛顿第二这样一种微乎其微的或然率而把民众推入血海泪河，戚戚然以为不可。

所以说，暴力斗争与我们所追求的民主宪政目标南辕北辙； 我们对于暴力反抗运动与非暴力反抗运动要做出准确界定，将导致二者的根本原因与一些具体因素区分开来，正确地妥善地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非暴力反抗运动必须首先把所有人都当成人，才能普遍赢得人心，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现代文明国家已经把尊重生命的伦理原则惠及动物，而在中国大陆，中共却把人命看得轻如鸿毛，非暴力反抗运动自当反其道而行之，把人命看得重于泰山！

尊重生命的伦理准则适用于每一个个体生命，甚至包括独裁者习近平；即便是对于千夫所指的习近平，所谓国人皆曰可杀也只是一种文学性的修辞；事实上，如果有朝一日最高法院成立特别法庭审判习近平，充其量也只是判决其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而不应当从肉体上消灭他！

不可否认，由于人性里包含动物性，对于暴力美学有一种本能的追求；何况共产党官员作恶多端，以暴易暴这种做法具有自然法的天然合理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能够产生神奇的效果。举个例子：某省地方官觊觎某氏宗族祠堂，谋划拆迁；结果某氏宗族全族聚集祠堂抽死签，抽中死签者自愿与地方官同归于尽，其身后留下的孤儿寡母则由全族人赡养；这个恐怖的消息传出后，贪生怕死的地方官知难而退，打消恶念。

我们推动非暴力反抗运动，要把具体问题提到理想的高度加以审视，万万不可以为了追求短期效应而改变初衷，所以，我们应该自觉地对于这一类准暴力活动敬而远之。人一上百，形形色色；印度的非暴力反抗运动，某些暴脾气的人撑不住怒火，发生肢体冲突；甘地为了制止诉诸武力者，宣布绝食；人们的过激情绪因领袖绝食压了下来，继续跟随甘地用和平的方式要求英国殖民者妥协。我们要坚持非暴力原则这一雷打不动的铁律，中国非暴力反抗运动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运动，我们将希望寄托在中国民心民意的变化；我们要不厌其烦、不厌其详地提醒民众出现激愤情绪时保持冷静，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以免造成中共当局镇压的借口。非暴力反抗运动不仅占据道义制高点，还可以凝聚最大多数的民众参与；暴力活动主要依靠身体强壮的年轻男性，而非暴力反抗运动则可以包罗老弱病残孕，甚至未成年人乃至襁褓中的婴孩。各国非暴力反抗运动的经验都有相通之处；例如，早年巴拿马独裁者诺列加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中止宪法，审查报纸，命令军队占领首都；但是民众没有退缩，而是继续罢工，继续每天敲打锅碗瓢盆、吹响牛角、挥舞白布，教堂里举行特别弥撒。疫情封城期间，中国老百姓则在深更半夜嚎叫、呐喊，发泄郁闷和不满。

20 世纪有两大成功的非暴力反抗运动，甘地领导的印度非暴力反抗运动、马丁·路德·金领导的美国非洲裔非暴力反抗运动。

甘地自幼接受印度教非暴力思想影响，曾经就读于伦敦大学学习法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英国人培养出甘地这位英国殖民统治的掘墓人。1920 年 8 月 1 日，甘地致信英国印度总督，辞去三种勋章，以此作为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信号。甘地倡导以和平方式抵制政府、机关、法庭、学校以及采取总罢业、抵制英货、抗税等非暴力手段进行反抗，提倡印度教和伊斯兰教 之间团结，实行社会改良以及妇女、贱民地位平等；甘地为低等级种姓争取平等权利，亲切地称“贱民”为“神的孩子”。甘地为印度独立奠定了基础，被印度人民尊为“圣雄”和国父。顺便说一句， 印度种族歧视根深蒂固，与当今中国社会阶层的固化有某种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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