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福祯：见证历史，拒绝妥协——悼念齐志勇（中）

所以没办法，这些人就把我赶紧的又抬到和平门那里有一个急救中心。从我中弹的西绒线胡同到北京市急救中心，少说也有四里地，当到了急救中心这一看，甭说里面了，大楼里面病床，就说门外面，全都是受伤的人躺在地上。有一些大学生的志愿者，还有市民自发的，当时就连对伤病员输液的架子都没有了，都是人用手拿着，高高的举起来输液。好心的市民把我抬到那以后，我隐约看到一个好像大学生模样的志愿者，他说，我是北大医学院的北医科大学的，这这是怎么回事？抬我去的人就说，他重弹了，被枪打的，你看看他的两腿都在流血。当时他呢，这个大夫摸摸我大腿根的主动脉，摸了摸我大腿根儿，说他这是大动脉出血，已经击穿了他的动脉血管，可危险。他立刻给我更换了止血带。当这个大夫给我更换了止血带之后，说实在对不起，现在医务人员和大夫以及抢救的器材都已经很紧张了，现在的病人能够转走的最好是转移，不要在这了，因为这只是个急救中心，也没有这个能力来安置他们了，干脆你们呢还是奔南城去吧，那可能还好一点，其他的医院恐怕都被伤病人住满了。赶巧了，这时候呢，来了一辆面包车，这个面包车呢是后开门的面包车，上面呢有两个受伤的市民躺在那个面包车里面那个凳子上。大夫说呢，这俩打哪了？是哪里受伤了？一个说呢是被坦克轧的，一个是呢胸部中弹了。他简单看了看，进行了一下消毒棉也好什么的处置了一下。大夫说，这两个人不要抬下来了，把这个伤员也带走吧，你们去南城的宣武医院。这样，我就跟着他们，跟着这辆车就去了宣武医院。就在车上我隐约地听到司机跟我说，小伙子，你可千万千万不要闭眼，千万千万也不要睡觉，你要听我说话，你要看着那儿，要坚强。这个时候，我头顶上这两位受伤的手耷拉了下来了，顺着那手就往下流血，流了我一脸。我当时就把他们的手给推了上去，又就是手别耷拉下来，往上去。可我推上去它又下来，原来这个人已经死了。我就告诉司机说，这个人的手怎么老耷拉下来呢，司机说可能死了。这一下我就晕过去了。颠簸着叮铃咣啷的，因为路上全是障碍物，这些障碍物呢，都是为了挡戒严部队进城的，所以呢路上也不太好走。到处是枪声，轰鸣的坦克声。

总算到了宣武医院，到了宣武医院门口，我被司机给我呼叫醒。到了宣武医院门口呢，有很多很多的市民，因为当时天也热，都在那两侧很有秩序的，让所有的车辆畅通无阻。当我们这车到了门口以后，因为都要等待呢，也开不进去。医院也有那个义务者，就是义工嘛，这个志愿者，说这是怎么回事？说我车上拉了三个受伤的，都是枪伤，还有一个是被坦克撞的。当时这个穿白大褂的志愿者也好大夫也好，就说，所以一共三个人，说那两个已经死了，那这个呢还活着。推了一辆车，担架也好，那种医院用的那个车，给我抬下来。大夫说呢，说他打的是左腿和右腿，已经站不起来了，只能用手抬。这样的市民们就帮着把我抬到了机械中，这个宣武医院的一层急救室。到了急救室，我记得非常清楚，送我的好心人，还有看热闹的北京市民都说，说他这个人还活着呢吗，说可能够呛。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当时我的身上冷的厉害，抽动了，也说不出话了。他们说什么呢我还能听得清，就是说不出话，也睁不开眼。这个大夫又摸了摸我的大腿根，这个主动脉，我听大夫说这个人没救了，已经没有脉搏了，大龙脉已经不动了，说干脆，他就大声地呼唤我几声，问我叫什么？我说我叫齐志勇。他就手里拿着一个托盘，是紫药水还是什么的，在我胳膊上写上“齐智勇”，写上了我的名字。说赶紧给他推到五楼手术室看一看，如果能做上手术，尽量做上，做不上也没办法。因为现在整个医院所有的大夫所有的护士全都来上班，都给叫回来了，都在积极地抢救生命。

当护士给我送到手术室那会儿，大约是三点半左右，手术台都占着，都在使用着。我一直等到五点四十分，才轮到我做手术。这时负责救我的人帮忙给我家里我的弟弟打了个电话，我好像听到我家里的亲人来了，问大夫，他死了吗？大夫说，问题不大，他还有气儿，我们会积极抢救他的。这样我就被推进了手术室。谁知道这个手术一共做了六个小时，因为我中弹是两条腿，左右腿同时中弹，又是达姆弹，所谓的开花弹，右腿呢是穿过了肌肉，左腿呢是打断了主动脉，输了将近两千 cc 的鲜血。医生说，得亏呀，亏了你啊，还好抢救及时。也就是说呢，当时呢我受伤以后呢，结扎得好，如果当时没有那个好心人的白衬衫，他撕成条状给我包扎上，也就是勒住了我的大腿根主动脉，不是这个我可能是这个血就喷也就失血过多，也可能就死了。做完手术以后，我就被推进了病房。病房呢，所有的床位都躺着市民伤病员，还有学生。

过了四五天之后呢，我的左腿开始肿胀，肿胀的好像一颗原子弹似的。相对比两条腿，左腿肿得非常非常的厉害。当时的医疗水平还有医疗设备，恐怕也没有现在这么先进，再加上所有的医生和大夫都没有精力。这里的大夫都从未见过枪伤和坦克这种。当然，他是外伤，坦克撞击和碾压的这种外伤，他们都没有见过，也都措手不及。我这左腿肿胀，开始肿胀呢就做了减胀手术，又第二次做了一次减胀手术，把我的大腿从大腿根一直剖开到脚脖子，也不见好。到了六月十三号，大夫决定就要给我截肢，因为我的主动脉虽然接上了，因为对主动脉的是被这个开花弹呢打断了，是非常非常的不好接，也就是说它是一大窟窿，所以只有动脉去，没有静脉回。我的腿，没有知觉，脚趾头和脚都没有任何知觉。医生呢让我妈签字，因为做这种手术要家人签字的。

我妈妈被叫到了医生办公室，大夫讲明了我的伤情，也就是说，必须要截肢了，如不截肢，他的腿也保不住。我妈当时就哭了，说我不签字，我哪能签字，我签什么字，我生他养的，我生他的时候是好胳膊好腿。我妈妈今天八十六岁了，我妈妈说，我见过小日本国民党也更见……我儿子怎么了？他犯什么错了，他怎么能让解放军开枪给打了呢，啊，这还是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的国家吗，共产党的军队怎么能向老百姓开枪呢，还要截肢，我不签字，你们干脆打死他吧。妈妈先前都不签字，当时我的心情乱极了，乱极了，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也不知我将来真是要截肢了，我怎么生存？我怎么生活啊？脑子一片空白，左右腿还在疼痛着，没有办法。大夫说，为了救它还是要给我截肢。这样六月十三号就给我做了截肢手术。等到八九年的七月十六号，由于伤口的感染还是手术的不成功，也可以说大夫为了保住我的截肢能够保留住我左腿的膝盖，也就是为了我将来能装假肢，能够劳动，他截肢的时候是膝盖以下，离大动脉太远，所以七月十六号由于伤口感染还是什么，大夫决定第二次给我高位截肢。

上面呢我简单提出了一下我受伤的经过和所受的两次的截肢的痛苦。说句实话，我真不想回忆这种痛苦的感觉，也可能说的不太详细的。总之，我这条腿手术做了三次吧，截肢做了两次，慢慢呢，伤口就愈合了。当时住在宣武医院呢，有很多市民至今还有来往，也有大学生。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位大学生叫王宽宝，他是北京科技大学的，现在旅居美国，他的后臀部是被坦克轧的，也就是坦克的轮带给剐的，现在他的屁股整个的屁股都被坦克的轮胎给轧没了，可能是安装的假的屁股。至今我跟他有往来，他在美国一个什么电子公司上班，他还在继续治疗着，已经做了十多次手术了，至今也没有完全的伤口愈合和正常的生活。

八月七号呢，大夫通知我让我出院。因为我们单位呢迟迟不来交医药费，因为大夫呢通知了我们单位，可是我们的单位呢也不来，只是来过两次，都是保卫处的人。保卫处来呢，也不是来探望我，而是来调查我都做了什么，我都看到了什么，也就是说，我每天到天安门广场都做了什么？做这种调查，并不是来慰问我，也不是来看望我。宣武医院的医生和医务处，八月七号来了两名士兵还有一个警官，还有两位医院的人，把我押送带到了救护车上，送回了我们单位。其中呢这个医务处的人就对我单位领导说，我们宣武医院共接收抢救受伤的伤病员 273 名。在这个伤病员 273 名的伤病员当中，只有齐志勇和一位大学生没有交医疗费了。当时的医疗费我花了是八千七百多块钱，但当时的经济条件和当时的这种费用，那简直太高太高了。那会当时最有钱的也就是万元户，我的医疗费得八千多。

当时医务处这人说的这个数字，我是记忆犹新。那就是说，整个宣武医院抢救病人 273 名。可想而知，天安门广场这个震惊世界的惨案，共产党派军队的屠杀，就一个小小的宣武医院就抢救救治了 273 名伤病员，都是在天安门广场，屠城当中，各个胡同各个街道，他们开枪射杀和坦克碾轧的伤病员。

我们单位的领导，可能是在宣武医院医务处人员的解释下吧，还是说两边站着持枪的士兵和警察的恐吓和威慑下，这样才把我的医疗费给交了。我受伤了，一时半会，可以说我失去了劳动能力。我们单位也是建筑行业，所以我们单位没有办法，给我办理了在家养病，每月给我 50 块人民币的生活费，还有副食补贴。至今我还拿着 328 元的时候，才没有任何的提高，27 年了，我一直是 328 块钱人民币。

由于八九六四这个学生民主运动，我积极参与，那时我几乎是天天不在家，也不着家。天天都加入游行的队伍，到天安门广场，到各个地方，到北京的南苑机场阻截戒严部队进城，帮助同学们设置障碍，阻止进城的部队等等。所以说，由于这些呢，就跟妻子闹了很多矛盾，因为当时我的儿子很小，还没上小学。由于家里这些生活矛盾吧，还有经济方面的不足，导致了我跟妻子离婚了，我一个人带着孩子，与老母亲住在了一起。当时截肢以后，拄着双拐也不会走路，因为不知道架着拐怎么走路，一条腿，还摔了一跤，把右胳膊摔折了骨折了。骨折了呢，我去积水潭做的手术。当时积水潭的大夫就说，你这个腿是枪伤，我们积水潭医院当时也抢救了不少像你这样枪伤的市民。

要说发生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号震惊世界的这场惨无人道的枪杀无辜百姓的这个事件当中，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北京市民，我对此至今还坚贞不渝，也就是我激发了我对中共的痛恨和对以后民主自由的向往。当时八九学运是反腐倡廉的运动，所以才激发了成千百万的市民参与这场运动。如果有新人走到大街上，随便找一个北京的市民，问一问八九六四，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没有一位市民说不出一段故事。几乎北京的市民人人都能讲出当年八九六四的惨案的经过，也就是他们所见所闻真实的场面。

八九六四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北京市民在学运当中也就是游行的队伍当中，北京市民的积极参与是给与大学生的一大鼓励，还有各工矿企业院校也就是机关单位都纷纷上街，也就是声援学生，送食品、送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老妈妈，她每天都从家里面熬绿豆汤，熬小米粥送过去。这位老大妈，老奶奶，推着手推车，颤颤巍巍的弄了一大桶绿豆汤，一碗一碗的地舀给学生们喝。她含着眼泪说，说孩子们你们受苦了，我呢也没什么文化，就知道你们学生是为了打倒那些个贪官，打倒那些个贪腐的官员们，他们都在侵占人民的血汗，我呢，不是万元户，我没有钱，我家里孩子多，我们每天给你们送一碗粥，送一碗绿豆汤，你们解解暑。孩子们，你们不要绝食，你们是有文化的人，你们是国家的栋梁，你们不要给自己饿坏了身子，国家还指望你们呢。她一碗一碗地端到学生们面前。学生们当时端着老妈妈送来的绿豆汤和粥都激动地掉下眼泪，这是给我印象最深最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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