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群专辑】陈立群：我的流亡生涯
一九七九年的早春，西湖边上的迎春花如期怒放。那时候我 22 岁。
民主墙上的青春与理想
在林彪坠机事件发生以后，我琢磨为什么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会是这个样子？就开始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有了一些思考。杭州人民大会堂以及马路对面的大片围墙被称为“杭州民主墙”，文革期间，这里的大字报糊了一层又一层；辩论会、批斗会、审判会，甚至群架武斗，你方唱罢我登台，在这里热闹了好几年。少不更事的我，常常怀揣一个烧饼，在那里看上一天大字报，回来绘声绘色讲给父母听。我的父母是不可以出现在那种地方的。这里是杭州人了解世事变迁的信息发散地。七八年年底、七九年年初北京民主墙运动的战火，也延烧到这里。
民主墙有人贴出大字报，质疑毛泽东，是杭州自行车厂李锡安贴的，引发热议。我在那里拿到了民办刊物《四五月刊》杂志，听了叶航、毛庆祥、朱虞夫等人慷慨激昂的演讲，回到家里兴奋异常。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于无声处听惊雷”；七九年的春天，感觉春雷滚滚而来，中国要有大的变化了。
有一次我壮着胆子爬上一张木凳子演讲，主题是说“为什么会有社会不公？为什么我们要起来向政府提意见？为什么我们要来表达我们的不同观点？”，突然传来我小妹妹立迎的哭声，她哭喊着：“姐姐别讲了，你会被抓起来的啊……”,她一把将我拉出人群，求我回家。一路上，小妹不断回头，说后面有“暗钩儿（杭州话，意指便衣警察）”跟踪。我们“沿小巷过短桥”，慌慌张张回到家里。家父是右派反革命，母亲也是“四类分子”，从小生活在恐惧之中的我们，在七九年的那个春天，依然深深恐惧着。
那天晚上，我用“肖笑啸”的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从假洋鬼子的假辫子联想到暗钩儿的小本子”，写了密密麻麻的一大张，讽刺那些假装的革命者和秘密警察。白天又不敢去贴。就约了我妹妹晚上去贴。晚上 10 点，我在我工作的小工厂抄好大字报，装了一罐浆糊，大妹妹立明骑上自行车带上我，来到民主墙，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刷好浆糊，大妹妹爬上自行车后座，将大字报贴好，然后我们快速离开。那时候因为年轻、胆子大，老是想做英雄。第二天我们就去看，欣赏自己贴的大字报。
后来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去观察，大字报旁边会有人用圆珠笔、钢笔写留言。就有人留言说，能不能见面，什么时候，在哪里见面，希望和我认识。终于有一天，大妹妹说，联系上叶航了。当时一些地下刊物从北京传到了杭州，然后我们就开始也创办了一个地下刊物，北京有个四五论坛，我们杭州就办了个《四五月刊》。叶航是《四五月刊》的主编。于是，我们跟全国各地办地下刊物的人就有了联络，那个时候可以说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战友。
突如其来的镇压与逃亡
那个年代认识的许多人，大部分依然不改初衷，朱虞夫、毛庆祥、戚惠民、王东海、聂敏之，很多很多，他们的名字不会从历史上抹去。
七九年二月，中越战争打响。不久中央发了文件，我们被打成“两非”分子，即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成员。从此我们就被打上了“两非分子”和“异议人士”的烙印。那年春天，很冷，魏京生就在那一年被以“反革命”罪判了 15 年徒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介入了中国的民主运动，然后在全国各地结识了一大帮有识之士，也可以说就走上了一条不归的路。
刊物还是一期接一期的出，那时候我们有 200 多位固定读者。刊物的每一位成员都有一种神圣感和使命感，和全国各地朋友的互动也越来越频繁。一九八零年初春，就像当年的地下党一样，拿了联络图，我受托去广州与民刊的朋友见面。
一天黄昏，我找到何求的家，在一条小路的中段，二楼。我顺着门牌号码找去，有两个中年人围上来问我找谁？我意识到何求家被监视了，就若无其事地说：“找我姨妈家”，然后胡乱说了一个地址匆匆离去。后来我求人帮我送一封信到何求家，嘱咐他不要问路，径直上二楼找何求。何求通过这个人约我第二天在广州越秀公园里的广州地标五羊石像前见面，他说他手上会拿着一本杂志。何求是一位风度翩翩、文质彬彬的年轻人，有五四青年知识分子的气质。见面后他交给我一篇陈二晋的文章和一份各地朋友联络图。我把文章藏在背包的夹层里，把联络图藏在护肤霜瓶子的盖子内。那篇文章就是《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后改名《特权论》，该文在当年影响很大，流传很广。陈二晋在一九八二年被抓，后被判十年重刑。联络图回来后发现被护肤霜浸润无法看清。
我们每个人都被监视了，我感到我也难逃厄运。我为自己准备了一个小包袱，里面是替换内衣、内裤和牙刷、毛巾，放在床头，准备随时被捕。母亲守着我，整夜整夜睡不着觉，而我，却是头一碰到枕头就呼呼入睡。母亲说：这个女儿是什么人投胎啊！天不怕地不怕……
到了八零年年底，全国开始了统一抓捕行动，我的朋友陆续被传讯和逮捕。到了八一年开春的时候，警察终于找上门来了。我被带到派出所。审问我的是杭州市公安局政保处的警察，便衣。三个人轮流问，两个人做笔录。我满脑子都是英雄人物的形象，卓娅和苏拉的故事，女侠秋瑾，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海燕，居然一点也不害怕。早出晚归，连续三天，雄辩滔滔，毫不示弱。每次警察来带我，我都提上小包袱，他们不让我拿包袱。母亲每次都是惶恐万状目送我离开，直到今天，想起母亲的眼神我都深深愧疚；父亲则总是给予镇定而期待的目光，让我倍感欣慰。
一九八一年五月四日，阳光灿烂。早上依然是被押往派出所，中午让我回家吃饭。这天中午，小吴来探访我，我说下午还要去派出所，小吴说：走吧，避避风头。我说去哪里？小吴说立即离开杭州！你去火车站，小梁（他的未婚妻）在那边等，快！我有事随后赶来。
我拿起小包袱冲出门外。父亲一把拉住我，问：“群儿，想好了吗？”，我说我留个字条吧！我拿起笔写下：“和家庭断绝一切关系”几个字，就匆匆离家而去。那时候共产党搞株连，我怕我的事情牵连家人，这张字条也许可以帮助父母脱离干系。
出门时身边带了八分钱。四分钱买了公共汽车票，到了城站火车站，果然见到小梁，小梁手里拿着火车票，我们立即进站，隆隆火车把我们带离了杭州。我们在绍兴站下车，来到了秋瑾的故里。那天，许多学生被组织参观鲁迅故居和秋瑾纪念馆。
小梁说，他们下一班火车到。“他们？还有谁？”
下一班火车，小吴和朱虞夫来到了绍兴。原来，这一切都是朱虞夫策划的。
少年不知愁滋味，我象逃出笼子的鸟儿，快乐飞翔！
隐匿水乡暂避凶险
绍兴，2500 年历史文化名城，兰亭、沈园，三味书屋、咸亨酒店、轩亭口，陆游、王羲之，鲁迅、秋瑾。不过，在八零年的那个春天，我们一行四人无心在此寻寻觅觅，一路上搭乘了两次手扶拖拉机，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小农庄，住进了村长的家里。
小吴和小梁分别小我一岁，是杭州制氧机厂学徒工，共青团员，因自由恋爱，违反了“学徒工不得谈恋爱”的厂规，又因为和我们一帮“两非”分子来往密切，受到厂和团委的警告处分。小梁前男友，是她的养母看上的，知道小梁和小吴恋爱，准备了一把匕首，声言要干掉他们俩。小梁的养母以断绝关系相威胁，不准小梁回家。工厂的黑板报上指名道姓写着他们的故事。还好“文革”早已结束，不然定是批斗会的主角。
厂里似乎容不下他们了，我们一起策划“离家出走”。他们俩分别给家里和工厂写了绝命信，表示“不在一起毋宁死”，双双远走高飞。其实绍兴没有多远，杭州向东，慢车不过两个站。不过在三十多年前，这可是一件惊动团市委和市总工会的大案。他们两人像通缉犯一样被人议论。
离家出走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生存。朱虞夫是我们的老大哥，喜欢画画、摄影。工余时间常常挎上相机到附近农村写生拍照。他知道农民拍照很费事，进城拍照，误工一天，进城取照，又要误工一天，如果我们下乡服务，一定受到农民欢迎。他为小吴两口子准备了显形水、定型水、上光和裁剪机，一个暗袋，在家里培训了一天，就带着他们上路了。他们找到村长，说是为贫下中农服务来了，深入地头为大家拍照，比城里照相店便宜 5 分钱（照相店每份 4 毛 5 分），还省去拍照取照的误工费，而且是先拍照，满意再付款。村长一号召，果然招来生意，最多是拍全家福的；一家老小祖孙三代，十几口人，一起进城拍照几乎不可能。打谷场摆几张长凳，全家老小其乐融融，第二天早上照片送到田头，看照片付钱，皆大欢喜。安排停当，朱虞夫便回了杭州。
小吴的母亲和姐姐到处找人，终于病倒了。小两口二十岁出头，在外避祸谋生，也惶惶不可终日。朱虞夫知道我整日被警察纠缠，不如也来个“离家出走”，一来避祸，二来也好为那小两口壮胆。
为了避免工厂以及警察找到我们，我们隐姓埋名，以姐弟相称，各自改了农村中最常见的名字，小吴叫长庚，是我弟弟，小梁叫小娟，是我妹妹，我叫丽华，三个人以拍照为生，为逃避被抓，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转移。
我们在江南水乡度过了炎热的夏季。一早出门，沿着田埂，招呼生意，我们身上的手表、皮带，背包，常常被大姑娘们借去当道具；晚上，点上暗红色灯泡，在幽暗中翻洗相片，上光，裁剪，装袋。拍得好的照片，我们会留下一份自己欣赏；遇到滑稽的留影，我们也会笑得前仰后合。夜深人静，我们各自想着心事，不过年少的我们，从来也不曾失眠，总是在疲累中一觉天明。
水土不服，蚊叮虫咬，我们身上到处都是红疙瘩，经常轮着生病。朱虞夫周日休息，会来看我们，带来一些杭州的新闻和家人的消息，也捎一些需要的照相材料和香肠虾皮什么的，改善生活。
傍晚收工时分，也是我们的快乐时光，我们端着大饭碗，和村里的大姑娘小伙子一起，围在村口的大树下一边吃饭纳凉，一边说着笑话。天黑以前，我们到村边的小溪去洗澡、洗衣服。我们掩饰着各自的不安、恐惧，掩饰着对家人的无限思念，防备由于慌张或者不慎而引起别人的怀疑，我们尽量装得若无其事。
邻村放露天电影，村民们总是热情邀请我们，有时候要打着电筒走好几里路。记得有一次放电影《R4 之谜》，村民愣是说成《尺 4 之谜》，我们笑了好几天。村里的姑娘学我们把衬衣扎进裤腰里，这样看起来苗条一些；她们用火钳烫刘海，把指甲剪得干干净净；嗑瓜子时他们学我们把葵花籽壳攥在手心然后放在一堆。村长的女儿告诉大家，我们每天早晚刷牙，一个大眼睛姑娘悄悄告诉我，她也买了牙刷。
我们每到一处，基本上都是借宿在村长家里，那时候的村长，大都是德高望重、实实在在为农民服务的实干家。我们付一些伙食费，和他们吃一样的饭。几个月下来，没有人收取过我们的住宿费。简单淳朴的水乡农民，以他们的憨厚宽广，接纳了三个流浪者，我们一次也没有被怀疑过。
我们一路流浪，基本上不敢在城市逗留。一般在一个村庄停留一个星期左右就离开，大约一个月以后，我们和朱虞夫失去了联系。我们三个人开始独立闯荡。经过无数个村庄，一直往东到了舟山群岛。我们看渔民飞针走线织补渔网，我们在渔船上给渔民拍照，吃他们熬的带鱼粥，吃海蟹，喝他们自酿的白酒，听他们哼唱渔家小调，有时候我也想，要是不搞那些劳什子的革命，这样无忧无虑多好！
一路向东绝望的流浪
到了七月，我们积累了一笔小钱。我们小心翼翼地保护我们的财产，不敢把钱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生怕什么时候谁会遇到麻烦。每次除去开销，都平分三份，各自保管。
沈家门是中国最大的渔港和海产品集散地，它与秘鲁的卡亚俄港、挪威的卑尔根港被称为世界三大渔港。这里的汽车轮渡通往附近的所有岛屿。我们在桃花岛、朱家尖、蚂蚁岛穿梭往返，生意没有我们想象的好。岛上的海鲜，倒是让我们大饱口福。从渔民那里买来黄鱼和螃蟹，拿到路边的小饭店加工，既新鲜又便宜，两三块钱就可以吃得非常尽兴。
我们这一路拍摄，从上虞、绍兴到沈家门，再倒回来到义乌。朱虞夫找不到我们，而我们也不再去找他。一路上，我们也路过不少土庙，少不了进去烧香磕头、爻卦算命，算出来的命也是时好时坏，我们也没有放在心上，一笑了之。但是有一点却是惊人相似，就是要我们一直往东去，说是大吉大利。地图上看，沈家门是最东面，我们决定到普陀山去烧香拜佛，外加算命，看看运势如何。
我多次到过普陀山，这一次登上佛山，却是十分的敬虔。三个月下来，撑着三个人的小帆，慌慌张张、摇摇摆摆，内心已感到非常疲乏，可是我还要装得一副成竹在胸、无惧无畏的样子。他们俩也似乎过了初始的新奇，常常对着海港的渔火失神。我们盘算着攒下的钱，为下一个落脚点担忧。我知道，如果我意志垮了，三个人都会掉进绝望的深渊；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人往往在绝望中求助于神明。
记不得是在哪一座寺院求的签，只记得三个人都是下下签，我心里直犯嘀咕。小梁是犯“桃花煞”，我是有“飞来横祸”，小吴是遭小人暗算。不过解签都还算好，柳暗花明、逢凶化吉什么的。记得算命的和尚说小梁，要去摘九十九朵桃花，晒干，煅成灰，埋在桃树下，多少天以后取出，压于枕头底下，可以化解厄运。我们放下一些香火钱，烧了几柱高香，出得庙门，意兴阑珊。
自从和朱虞夫失去联系之后，就没有了家人和朋友的任何信息。各人都有心中事。夜阑人静，我们躺在普陀山的沙滩上听涛声。海浪拍击沙滩，有荧荧的光，那是海水中的磷和沙石碰击产生的光，蓝蓝的，幽幽的；流星飞过，我们都许下心愿。谁说少年不知愁滋味？离家百日，我们是多么想家啊！孤独感、无助感包围着我们，我特别想念母亲。这么长时间流浪在外，母亲一定会为我担心的。
回家的“失足青年”
我父亲过去是一个国民党的老兵，在中共建政后镇反时，被扣上反革命罪，判了三年徒刑；母亲出生于工商业资本家家庭。从我懂事起，我的母亲就一直生活在恐惧中，我家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受了很多的磨难。
父亲在判刑出狱后又戴着右派和反革命的帽子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母亲拖着我们兄妹四人艰难度日。父亲下放的农村在浙江余杭良渚，离杭州不算太远，有时偷偷回来看看妻女，这是不能让别人知道的，否则就是非法回城，轻则训诫，重则批斗，常常是“鬼叫进门，鸡叫出门”。杭州的旧民居，都是木板房，父亲睡觉打鼾，母亲怕惊动邻居，每次父亲偷偷回家，母亲总是通宵不眠。天色未明，送走父亲，她才可以小睡一会，然后赶去上班。文革中，家门口贴满了大字报，母亲也经常挨斗。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总是战战兢兢、谨小慎微。在那险恶的年代，母亲独自承受一切压力，倾全力保护她的孩子们。
尤其是我，我出生在 1957 年，3 岁那年适逢父亲被打成右派，而我又得了小儿麻痹症，右腿就残疾了，行走极为不便。母亲对我偏爱有加，从来不让我委屈。按照我妈妈的说法，我们身上也背着三座大山，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三座大山，一直生活在很压抑的气氛当中，几乎没有童年的快乐。
八十年代初期，父亲的右派问题得到纠正，家里刚刚有一点起色，我竟然又给她惹祸。母亲该是如何的担忧啊！面对大海，我没有了豪情壮志，唯有对母亲深深的愧疚，这份愧疚，一直搁在心上，已经三十年了。
然而，随着深秋的到来，天气越来越冷，身上仅有的夏季衣服显得愈发不够用。那对年轻恋人也在压力下感到难以承受，最终选择回到亲戚家。而我，只能孤身一人回到杭州。没有去找父母，而是找了朋友。次日清晨，门外传来敲门声，开门后站在寒冷秋风中的，是我母亲，她告诉我，公安局通知了她，说我已经回到杭州，要她把我带回去。
回到家后，我被指责为失足青年，母亲的要求是让我远离那些朋友。我被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传讯不了了之，我的第一次流亡生涯也自此划上了句号。
2025 年 3 月 7 日上传
【陈立群专辑】系列文章链接
1. 《中国之春》编者按
2. 陈立群：我的流亡生涯
3. 北明：华盛顿手记之“年轻的叛逆者”陈立群传奇（9 之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