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群专辑】北明：华盛顿手记之“年轻的叛逆者”陈立群传奇（9之8）

作者: 北明

民运历程

编者按：2018 年 3 月，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北明女士，在专题节目“华盛顿手记”栏目，对异议人士陈立群女士进行了一场专访，分成九个片段陆续播出。这里是根据采访节目整理的文字版，根据原标题和内容陆续在光传媒刊出。

陈立群：连续几天联系不上，这个很反常。有一天我的手表表带断掉了，手链也断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脖子上挂的珍珠项链也断掉了，珍珠都撒在床上。就发生在 11 月初的一两天里面。我就给在纽约的朋友王一飞打电话，他说，大陆那边他们都出事了，他们都被抓起来了，一人一辆车、（每）两个（警察）押一个（人）全部都带走了。

北明：上次这个节目我们看到陈立群这个残疾女子被多次的打压之后，她终于转换战场，来到多米尼加开拓中国的市场，她借助经济改革之风，联络起了大陆的学界、官方和民间三股力量准备扬帆起航，同时她无视历次的教训，在开拓经济市场的时候，又再度直接参与到了政治反对运动中，这一次是帮助组建反对党，而且是公开的组建。

1998 年是中国自 8964 之后又一个民主自由风动云涌的时期，在陈立群的努力下，多米尼加中国小商品集散地势在必行。在陈立群和她的同事们的努力下，公开注册的中国民主党应运而生。这听上去不可思议。不过我这个主持人是不敢乐观的。

你这次成了职业革命家了，你帮着组党，然后你也开拓生意，可是在中国我们谁都知道，49 年之后，虽然它是有宪法，但是实际上民间的机构组织社团根本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也没可能，因为 49 年之后他就全部都打压了，都消灭了，都犁庭扫穴、斩草除根了。中国几乎没有任何民间机构了，所以你们组党后边肯定要有故事，我觉得这不可能让你们公开组党，到现在中国也不可能的，这是一件在当局来说就是违法的事情，你给我讲讲以后是怎么回事，组党到底怎么回事了，而且你这多米尼加的生意又如何呢？

陈立群：组党这件事情，就是反对派走到这一阶段，我觉得是一个升华。知道拿中国的法律比如说像社团法，它是一个一本正经的法律是吧？宪法根本不用说，我们完全按照法律来跟他进行公开的斗争，就是跟你共产党公开的叫板。这件事情，我认为在反对派的历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是一个里程碑。

北明：因为你们这些人中很多人做过律师对吧？在这 10 年之间已经按照中国的刑事法都已经有很多的实践了，所以你们这么做，我想不是偶然的。

陈立群：对，因为我们还有一位叫王培剑的先生，他是北大法律系毕业的，他当时是章程和宣言主要的执笔人、起草人，他对法律都是非常精通的，他后来也是受到很残酷的打压的。

开了一个会以后我就去了加勒比海了，拓展生意速度很快，谈的项目也很多。比如建一个溜冰场，溜冰场里面再建一个冰雕群，跟哈尔滨的一个冰雕公司谈的，他们愿意到这边来投资。这边我找了一个很大的酒店老板，是个英国人，他在那里有很多土地，他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他也愿意出土地，也愿意来投资项目。势头非常好，还有一个多米尼加的首府圣得多明哥市长的弟弟是做药材生意的，他想在中国进口抗菌素，他说你能不能做。因为多米尼加那个时候跟中国没有外交关系，他们很想到中国去做生意，可是因为没有外交关系，不知道怎么去做，一看来了一个中国人，是做生意的，很多人就闻风而动，都要求跟我见面来谈生意。还有就是谈在那边建一个市场，也是通过关系找到圣得多明哥的市长，他说他去找移民局的人来谈，中国人如果过来在他们这边搞小商品批发中心的话，他可以发签证并移民到多米尼加。那时候中国已经有很多人想出来做国际生意了。

北明：你又走在前面了，立群。全球化给中国的机会，邓小平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以在经商方面就有很多的空间了。

陈立群：我们浙江人在中国是比较超前的。反正当时谈了好多，还有因为我去的那一年多米尼加遭遇了一场飓风，有很多房子的屋顶被掀掉了，所以那边的建材生意也非常看好。可以做一些瓦片、水泥、瓷砖的生意，他们那边的房子没什么装修的，我带去很多样品，背都背不动。

后来超重了，我自己身上又背了一个很重的包，各种的水泥样品，还带了很多灯具的产品目录，带很多东西过去，所以他们对我带去的样品也很感兴趣，当时很多人来找我谈。我经常要打电话回去，跟黄河清联系、跟我先生联系，说我现在谈到什么程度，我需要什么样的资源，他们还对什么东西感兴趣，你们要准备什么样的样品寄过来，谈的很好。

到了 11 月初的时候呢，我往家打电话，黄河清的太太说他出差了，后来我再打电话去问他去哪里了，为什么几天都联系不上，她说他可能去北京开会了，她也不告诉我是什么事情。我先生我也联系不上，另外两个合伙人也联系不上。

我当时预感到出什么事情了，是不是因为李力过去的事情，李力曾经来杭州跟王有才见面，这里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那是十一月初的头一两天里面。我的手表带儿、手链儿、珍珠项链儿都断了，我觉得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出国之前黄河清曾经跟我讲，他说你一个人任务很重，你跑到多米尼加这样的岛国去，我们也都不熟悉的。万一啊有什么困难你就给在纽约的王一飞打电话。王一飞也是我们七九的老朋友了，他也到过杭州、上海，我们也见过几次，很熟悉的。你要万一有什么事情你就给王一飞打电话。

北明：万一这个简化词语的直接意思是万分之一，它描述的是一种事情，只有在极小的可能性和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才发生，但是在中国的专制制度下追求自由，所有的“万一”都意味着“一万”，所有的“偶然”都是“必然”，反抗必然受难。这就是陈立群和她的同道们的一条不归之路。

陈立群：我一想不行，我这连续几天联系不上他们，这个很反常嘛！我就给王一飞打电话，正好他在家，他问“立群，你在哪里？”我说我在多米尼加。他说河清他们都出事了。

北明：真的出事了。

陈立群：我问出什么事儿了？他说他们都被抓起来了。

他说民联阵–自民党主席王策偷渡回国被抓了，一批人全部都被抓了。那时候我说不对了，我的先生肯定也抓起来了。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肯定的，因为我给我先生打电话的时候他也不见了。上海说他在杭州，杭州我的妹妹说他在上海。因为我们家在杭州，所以上海以为他在杭州，杭州以为他在上海，他被抓了几天，两边家里人都不知道。

北明：所以这次被抓是因为王策他自己闯关回国，他回去是为组党的事，是不是？

陈立群：对，之前李力也给王策发了信，说他和王有才谈的很好，所以王策就亲自回国，与中国组建的反对党进行联系。王策是没有中国护照的，他本来就是海外的反对派领袖，他也不可能拿到签证回国的，所以他是偷渡回去的。

偷渡回去以后找到黄河清，黄河清知道我已经在多米尼加了，他去找我的先生。我先生就去把王有才约出来，在西湖边玉泉的一个茶室里面，他们就见面了。

分手以后，我先生、李力、王策三人一起直接到杭州笕桥飞机场，王策准备了一个《三十年不变改良案》要到北京去上书。改良案的大致精神是说，共产党继续执政三十年，在三十年以后慢慢过渡到多党制。他买好了杭州去北京的飞机票，去杭州笕桥机场上飞机。他们到了笕桥机场，在休息室里面买一点东西吃的时候，突然几辆警车开来了，把王策、李力还有我先生三个人，一人一辆车，两个押一个全部都带走了。

这一边是王有才，他是骑着自行车离开，刚一转身就被警察撂倒，被带走了。

黄河清跟王策有一个约定的，两小时联系一次，如果联系不上就说明出事了。

后来了解到的情况，黄河清在联系的过程当中发现联络信息中断了，谁也联系不上了。

黄河清就知道出事了，黄河清先就把他们出事的消息马上就发出来到海外。

所以他们出事的当天海外就报道了。然后黄河清说他刚刚把传真发出，那个时候还是传真，刚刚发出，紧接着黄河清也被抓了。后来我们办公司的两个合伙人，也是温州人，也先后被控制起来了，所以我打电话一个都联系不到。那么从 11 月初他们被抓以后，中共对中国民主党的镇压就是全面开始了。

当时王有才被判了 11 年徒刑，王策被判了 4 年徒刑。

黄河清和李力因为他们都是西班牙的居民，他们被关押了几个月以后，后来都被驱逐出境了。

我先生也被关押了 36 天，其他的那些朋友也都分别被关了一段时间，后来就放掉了，判刑最重的只有王有才，判了 11 年，因为他是中国民主党的发起人之一。

我一个人在多米尼加联系不上他们了，后来什么消息都没有了。

王一飞告诉我这个事情以后的第二天，有一位姓冯的冯先生，他因为有家属在美国，他从纽约回多米尼加，我们一批人去飞机场接他，他带了一大捆的世界日报等中文报纸过来（多米尼加没有中文报纸）。中文报纸放在我手边，就随手拿起一张看，翻到第一条消息就是中国民主党王有才被抓捕，然后里面提到王策、李力。

北明：头版头条啊。

陈立群：世界日报的头版。

我当时一想这个事情怎么办？不能让我的合伙人知道，我就把这张报纸偷偷折起来放到包里面。再过了几天，我在多米尼加的合伙人，他们都知道了这件事。

北明：他们怎么知道呀？

陈立群：我估计我拿掉的那一张以外，可能还有星岛或者其他什么报纸（刊登了），在卷了大一捆的中文报纸里面。

北明：他们知道跟你有关系吗？

陈立群：知道了。因为我把合伙人名字都给了当地的跟我们谈合作的这些人的。那个时候多米尼加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所以我把合伙人的照片、个人资料都交给他们，办理签证要用的，如果说我这里谈得好的话，他们都会过来，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名字他们都熟悉。他们一看全都是要跟他合作的人的名字都在报纸上，我先生的名字也在报纸上。

然后他们就来找我，说陈总，你的朋友都出事了，

北明：不是你告诉他们，是他们来告诉你来了。

陈立群：我哪敢告诉他们。我还在那撑着。哪敢说？我如果说了，以后怎么办事情，而且又不知道事情会怎么发展。

他们也知道中国大陆这种政治运动起来的话，你没有办法。虽然他们没有到过中国大陆，但他们也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所以他们安慰我说：陈总你不要担心了，你先在这里待着，后面的事情我们再想想办法吧。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时候真是一筹莫展。联系的那些业务一下全中断了，不能继续了。还不断的有外面的人来联系，他们要跟我谈生意，我那个时候是一点心思都没有。

国内没有人接应了，而且这么大的事一出的话，我要再去找另外朋友也不可能了。找另外朋友也要牵连到人家了，组党的事情是太严重了。

北明：你们当时也没想过组党跟做生意这俩一块弄，会互相影响。哪怕先赚点钱，赚了钱以后再慢慢组党呢。

陈立群：就是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们也不可能很滑头的来躲避一些事情。那时候觉得组党这件事情好，那就冲出去就去做了，根本就不考虑后果。

北明：而且都是那么公开的。

陈立群：如果说考虑后果的话，我们一开始那么多年的时间让你来考虑后果，你那些活动都可以不参加。所以好像是血液里的这种东西啊就很难改变的。我现在都 60（岁）了，回头来想想这些事情，哪一步你都可以收手，你都可以不做。但是不可能。每当一个风头过来的时候，你都情不自禁的就被卷进去了。

北明：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怎么处理，后来怎么继续？

陈立群：后来我没有办法了，我就联系我在多米尼克的朋友。他们也知道，他们也在电脑上看一些新闻，而且都是杭州人，我这边出那么大的事儿，杭州的一些朋友知道了，也会传到他那里。所以他知道了，他说“你要不要到这边来？你在多米尼加，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你怎么办？我这边再怎么样，我们还有一个窝，有地方住，这里还有一个店在开着，再养一个人没问题。你怎么样？你过来吧！”我说好啊！他给我买的飞机票，把我从多米尼加就接到多米尼克去了。

北明：时年陈立群 41 岁，结婚已经 11 年，早已在杭州安了家，这一次因为公开组党行动，准备异国起航的生意伙伴和草创的中国民主党两班人马全军覆没。不仅家散了，连国也回不去了。即便再度转移，即便是海外的同乡好友，毕竟不是久留之地。陈立群成了断线的风筝，失去了方向。

陈立群：知道我的情况以后，纽约的老朋友王一飞去找了中国人权的主席刘青。刘青也是（因）79 年（民运）坐过牢的，他对 79 年的那些朋友就特别有感情。刘青说我一个人在多米尼克怎么生存，看看能不能营救来美国。刘青这个时候给我想办法了，他也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问了我一些情况，也让我写了一些东西传真给他，叫我不要着急。

那个时候刘青还跟我说，“立群，我给你寄点钱过去吧”。我说不要钱，我这边有朋友在，生活应该没问题的。

后来刘青跟我见面的时候还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立群，就因为你说的你不要钱，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把你救出来。”后来在刘青的帮助下，我在 99 年的四月份我到了美国了。也是在刘青的帮助下，他帮我请了免费的律师，帮我申请了政治庇护。

北明：美国独立自由的立国精神和民主人权的价值，最明显的体现在国家的移民政策上。纽约曼哈顿河上那尊巨型的自由女神雕像底座上，刻着国家的犹太诗人艾玛拉扎尤斯的诗句。

诗句说：她是流亡者之母，向全世界召唤。来吧，交给我。你们拥挤土地上不幸的人们，穷困潦倒而渴望呼吸自由的悲惨众生，连同那些无家可归四处漂泊的男女，我高举明灯为你们守候这金色的大门。

陈立群和那些 350 多年以来，来自世界各地的躲避迫害、投奔自由的人们一样，属于这一盏明灯注定要照耀，这一扇大门注定要为之敞开的那一类人。

北明：美国是会给你这样的人政治庇护，况且你还有这么多的故事。应该是很快是吧？

陈立群：对，我就是移民局问话的时候就通过了。移民局的官员跟我说，就凭你因为是残疾人，所以不给你考大学，不让你工作，不让你考律师执照，就凭这些你就可以申请政治庇护，更不要说你曾经参加过那么多的政治活动，尤其是最后的组党。那个时候组党的事情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移民官说我们欢迎你留在美国，就给了我身份。准备的时间比较长，因为我请的是免费律师，他们要用业余的时间来帮我做准备。批下来很快，递进去以后，大概就是一个多月就批准了。

北明：在中国人权主席刘青先生的鼎力帮助和支持下，陈立群在一生四度逃亡之后，在美国正式开始了一种古往今来人类称为流亡的生活。中国当局从此在自己的版图上彻底扫除了这个政治精英，这个法律专家和商贸能手，这个不屈不挠、追求公益、法治和经济建设的惊世之才，这个身残志高、心地善良的女子。

那你成为美国正式的政治难民，你在美国怎么生活下来，当时还有人继续帮你吗？

陈立群：在多米尼克我朋友就给我一份工资，我来的时候我那朋友还另外给了我一点钱，但是也很紧张，租一个 house 的阁楼住下来了。

北明：背负大陆的沉重失败，面对一个从文化到语言完全陌生的世界，她还是一个残疾人，陈立群前面的路怎么走？

请继续收听陈立群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