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虞夫：践行者——我的民主之路（二）

（二）萧山遣送站

5、脱逃机会 

监舍里阴暗潮湿，几床破旧不堪的棉被千人裹过、万人盖过，就是不曾洗过，腐臭肮脏。其他监舍的人羁押三五天、七八天就走了，而我是长期关押，更何况郑刚说，现在他们要去忙法轮功的事，暂时不会来管我（他说，监视居住有六个月期限，慢慢来不要紧）。天一暗，蚊子铺天盖地，我将被子里的棉絮拿出来，用被套将浑身裹住，只露出鼻子，就象当年鲁迅在仙台时一样。

某一天，我上蹲坑时发现坑边墙脚的石灰有些异样，用手一摸，发现那是用搓细的棉絮嵌进去的，拉开棉絮条，一块块的砖头都可以卸下来，露出一个正可以钻出一个人的洞来。望出去，钣金车间靠墙处堆满杂物，如果爬上墙，跳出去，那就是外面了。一时间，我突然有一种逃出去的冲动。

但是，我很快冷静了下来——记得中国民主党组党之初，王东海曾问我对组党的看法。我说，综观世界潮流，开放党禁是迟早的事，这是摆在面前的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子。邓小平一直都提出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当时许多老一代保守人物都在，他也许处处受掣，邓对于复杂的事总是绕着走的，就像中日钓鱼岛，要让后代去解决，说是后代人更有智慧。目前，上面受掣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惯性，能拖一天算一天，主要是老百姓没有提出要求，所谓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台湾开放党禁、走向民主的路也不平凡，你要冲击党禁肯定要被抓坐牢，但是，如果老百姓不怕坐牢了，大家都认识到结社自由是自己固有的权利，当局再抓人就会天怒人怨，再搞威权主义就没有市场了，那时社会就进了一大步，民主社会就来到了。同时，虽然我们去坐牢，我们的付出和牺牲，也让老百姓明白中国民主党是个能够担负起政治责任的现代政党，能够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被抓被判本身就是共产党在为我们做广告。

我深深地知道，我何德何能，以我卑微之躯何以改变现实，古往今来，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来自于旧营垒的内部。我作为一名政治受难者，以自己的苦难去唤醒人类的良心，唤醒旧营垒内那些能人的良知，那么，我的受刑就是一种行为艺术，他促使人们去思索，去解答，去矫正现实的悖论。我求仁得仁，为何要逃避。当后代人评判这段历史，指着我们的脊骨责问“你们怎么能容忍那样的现实？”时，我问心无愧，因为我曾努力过，我曾付出过，我曾牺牲过。在一个民主社会，我们的这种行为理应受到政府的保护，而在当代中国，我却成了一个“罪犯”，这是人类的不幸，是中国的悲哀，是政府的耻辱。

再则，多少年来，民运内部总有人有意无意地散布着这个那个是“共特”的流言蜚语，如果来自对方阵营，手法很拙劣，很容易被人识破，因为民主政治是人类命中注定要得到的，不可能谁想出卖就可以出卖，就象春天不能被出卖，太阳不能被出卖一样。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邓小平讲过这个政权“垮掉只是一夜之间的事”，谁会为这么个不确定的未来赌上人格和尊严呢？！但是，眼前的这种流言具有强烈的杀伤力，内耗着民运有限的资源，削弱了个别人的锐气。

是的，自“民主墙”以来的二十余年来我进进退退，确实没有坐过牢，八九年“参与动乱”我虽被“收容审查”二十七天，回来后，被当时的单位江干区房管局撤消了工会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职务，去管传达室，但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坐牢”。如今，我至少可以通过“资格认证”，成为一个“民运分子”了。更何况，母亲向来教育我们要“男有刚强，女有烈性”，我的临难脱逃，会成为她老人家的耻辱。于是，我打消了逃避的念头，又怕自己某天抗不住诱惑，干脆告诉朱老头，让他叫人来将洞补好。

6、监视居住 

数十天非人的关押，用朱老头的话来说，关在那里“比彘（猪）还不如”。时逢炎夏酷暑，没有水、没有电扇、没有放风、没有阳光，不能搞个人卫生，胡须满面，依山而建的废弃看守所笼板已经被白蚁蛀空朽烂了，破败的洞窟下塞满历年关押者丢弃的垃圾。霉菌大举肆虐，皮肤、阴囊严重湿疹，瘙痒、蜕皮（此时已为我日后的严重腰椎病埋下隐患），苦不堪言。这就是共产党的“监视居住”，这样完全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日子竟不能折算刑期，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人权入宪”、“历史上人权最好的时期”，特具讽刺意义。

不过换一个角度，这也是真话——共产党五十多年来枪毙了多少象我们一样的“罪犯”，甚至许多无辜者——这年头我们能活着就已经不错了。

坚强的意志在支撑着我，我明白能使自己增强免疫力的只有良好的心态了，我顽强地调节好自己的情绪，放开嗓子高唱歌曲，这一招还真行，几嗓子下来，神清气爽。遣送站有一个姓陈的科长进来检查，揶揄我说：“嗬！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1999 年的夏天似乎特别热，单独关押的日子里我一点也没有寂寞的感觉，还常常涌起缕缕的灵感，写下许多首诗，让隔壁放出去的人带进纸笔来，抄给他们。底稿我一直带在身边，后来关押在杭州看守所被武警“抄笼子”抄走了。

八月初，姓陈的科长避暑度假回来，看到我三分象人、七分象鬼的样子，惊讶地说：“你怎么还在这里，我们早就打电话给你（所在地的）公安，（他们）怎么还不来带你走？”这一次他对我的态度明显比以前好多了，也许是度假地的优美风情与眼前现实的强烈反差所带来的震撼，使他的良心有所触动吧。

当我单独监禁时，我仔细地考察监狱文化——辨认着刻画在墙上的文字图案，自己也在墙上刻下一个一个的“正”字，每字五天，顺便推算日期，那天我竟然从门廊边上发现了“中国民主党”字样。从字迹上看，是祝正明写的，于是我知道他也曾在这里度过一段非人的生活。听知情人说前几年还长年累月关过外省的政治犯，我想那些受难者为什么不将自己的非人遭遇写出来，昭告世人，让今后的恶人作恶时有所顾忌。

（三）转移 

1、特警队里

8 月 13 日，郑刚终于来了。遣送站的人进来通知我带好东西，走。我不知道去哪里。我神情恍惚，浑身虚脱，院子里的阳光使我一阵眩晕睁不开眼，高一脚低一脚随那人到大楼前的警车旁，郑刚一声不吭，脸上挂着讪讪的笑，从头到脚打量我一番，我们彼此保持沉默。

上了车走了。警车过了江，向着杭城北面驶去，在一条冷僻的小巷里停下，因为离开萧山时，监舍里的人把我的所有日常生活用品都要去了，一旦关在这里面，生活会非常不便，于是我摸出口袋里的几十元钱要郑刚为我买一些诸如牙膏、牙刷之类的物品，郑刚拒绝了，说：“你上去，他们会给你买的。”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郑刚。后来，我入狱后他多次去我爱人单位骚扰、威胁、恐吓我爱人，没收了海外朋友补助我家用的款项，并到处散布侮辱我爱人的流言，为此，毛庆祥爱人胡晓玲指责了他并要他出示证据，他卑怯地抵赖了，作为一名政治特务，他在对民主党和法轮功的镇压中起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并由此而官运亨通，飞黄腾达。这是后话了。

我被带到杭州市下城区公安特警队队部，这里的四楼用铁栏杆围起来，作为关押经济诈骗犯“监视居住”的地方。靠东两间再用栏杆隔离，一间是警察值班室，一间是“禁闭室”——关押我的监室。在里面已经关着一个叫徐百加的朝晖街道河西村委会干部，他兼有监视我的责任，但他人很不错，也很信任我。当我习惯性地在墙壁上找“文化”，看到祝正明刻写的“专制必败，民主必胜”的字样，问他原先关的人的情况时，他简单地告诉我祝已经由原来的单位取保候审了，并非常紧张地告诫我，千万别让警察知道他对我说的事。

正是凑巧，我关押的两个地方都是祝正明关过的，我从他留下的字迹看到了他的决心和勇气，我从心里为他祈祷，愿他自由。祝是一个少年神童，具有极强的独立思考能力，熟稔地掌握精博的民主理论，宽容大度身体力行，待人也极为厚道。

1998 年，大陆中国民主党的组党活动是杭州首议、各地响应、势成燎原，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祝氏的淡泊心态。当时，祝将新党起名为“中国民主党”并在后面接上“浙江筹委会”字样，意在“浙江搭台，大家唱戏”，摒弃了以往屡见不鲜的“占山为王”做派。

但是，祝并不是一个“玩政治”的人，记得当年王有才、王东海、林辉等人去浙江民政厅为中国民主党申请注册，有关方面官僚颟顸地说要“研究研究”拖延时日，我决心燃一把促进之火，拿起《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到街路上去散发，被抓进公安局，祝正明竟极其痛苦和内疚，自责不已。如此性情中人与我颇为相似，优柔如我等者竟试水政治，岂有不遭灭顶之理。但是，倘若我们对如此并不美好的现实视若无睹，似乎又无法承受来自良心的压力。我很关切祝，早过了婚嫁年龄的他依然过着单身生活，他美丽贤淑的女朋友很可能因为祝的不幸入狱而终身无所托付。想到这些，我对自己将面对的苦难看得更淡然了。

2、满足愿望

8 月 30 日，预审处来了几个人提审，有个叫陈伟星的问我，“你认不认识许光？”我说不认识。他狡黠地一笑，似乎我在骗他。（事后我才想起，他指的是徐光，只是他在杭州话里夹了普通话，让我听糊涂了。杭州话“徐”的发音是 QU。）然后，陈伟星说：“关于你的案子，有人说你已经淡出民运，可是我春节在火车站值班时，从一个民工身上搜出了你的中国民主党名片，我问那人是从哪里来的，那人说是你在湖滨亲自给他的，我问那人你的长相，那人说的很像，所以，我认为你没有淡出。”当时我看着他那副得意的样子心里暗暗好笑，他以为他是谁，可以轻轻松松地为中国政府背上沉重的人权包袱。其实，我从来没去湖滨发名片，我的名片都是王荣清去发的，那时他说他的名片发完了，拿我的用用。可是我面对着狂妄的陈，不想辩白，以免助长了他的邪气，不知以后到了民主社会，此人是否也会有这副神气来承担自己今日的作为。看到我一脸的不屑，旁边那个姓许的咬着牙（也许他生相如此）冷冷地说：“朱虞夫，这次我们满足你的愿望，让你坐牢。”我微微一笑说：“谢谢，我愿意。”陈伟星怏怏地说：“好了，开着空调，不要浪费共产党的钱了，到此结束吧。”我马上说：“共产党哪来钱，这是纳税人的钱。”我的话似乎刺激了陈，他立刻反诘：“纳税人？你纳了多少税？”狂妄的人往往是无知的，纳税人的概念怎能以纳税的多少来区别呢？隐藏在公权力后面，他们的内心其实很虚弱。

隔壁警察值班室的空调冷凝水积储在我们监室里，每天我和徐抬到厕所去倒掉，终于在 9 月 12 日晚上倒水时，我的腰部闪了一下，当时没什么，没想到 13 日早上竟起不了床，稍稍一动便痛得直冒冷汗。徐见状通知了隔壁的值班警察，没有结果，我只能俯着身子，两手扶着膝盖，挪步上厕所。徐托别人为我换了一副床棚，因为原来那副已经软绵绵地凹陷下去，绝对有害我的脊柱腰椎。

9 月 15 日，办案的政保警察来了。一个年轻警察（蒋晓敏）说：“今天我们带你去看病。你把你的东西都带走吧。”接着就上来背起我的上半身艰难地向外挪动，因为我当时体重达 180 斤，真是难为他了。我的腰疼得锥心，下了楼衣服都湿透了。他们把我塞进车，汽车向一个方向开了一程，那个年轻警察又对我说：“我们先去办点事，很快的，然后再去医院好不？”我说：“好吧。”

（2007 年，这个叫蒋晓敏的人还记得我的重量，但是他当时为何要一骗再骗，可见此人心术不正。他由于在镇压中国民主党的过程中立下的汗马功劳，被他的主子升为处长了，以后只要唆使手下就行了。）

于是汽车立即调头向西北方向开去。沉默一会后，坐在前排一个戴墨镜的对我说：“你害了你的子女，你看方 XX 比你聪明，他退出民运，他儿子就能在省检察院工作，多少好？！”我微笑了一下。一会儿，汽车到了杭州市看守所，他们将我背进一个提审室就走了，又是陈伟星来接收。看到我被人背进来的样子，陈揶揄说：“你那副样子别人不知道还以为是被人打的。”接着陈拿出一张逮捕证让我签字，上面的日期是 9 月 13 日，一算时间，正是我腰痛的那天，难道这是一种灾难感应吗？当然，我并不认为这是灾难，对我来说，求仁得仁，得其所哉。我犹如收到了一份民运资格认证书，怀着喜悦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那几位没有看到我苍白的脸、哆嗦的手、喘喘其栗，应该有些失望吧。

（四）杭州看守所  

1、“狱”字写法

做了一份笔录后，陈就叫看守所里的劳动犯（被判刑一年以下的短期犯人）将我背到监室去。送我来的汽车已经开走，车上的物品也不知去向，所谓的“看病”也成了画饼。阴暗潮湿的五区三室里被关押的人都在制作一串串的圣诞节彩灯，运往纽约普鲁克林的集装箱等着装货（监室外走廊上的纸板包装箱印着纽约普鲁克林的英语字样），为赶工期，每天的任务排得满满当当。背我进监室后，那人便走了。笼板上堆满电线和塑料灯珠，每个人面前都叠得高高的，连踩脚之处也没有。笼头说，你就躺在那地上吧。虽然是水泥地，但是擦得很干净，躺了一会，笼头又叫人拿几块纸板垫在我的身下。

笼头许华，美髯长须，因为每次提审都保持沉默，有关方面得不到口供，已经在这里关了二年多。平时他言语不多，倒是他身边的一个“破脚骨”活跃得很，以至于我一度分不清谁是笼头。随后的日子里，我发现许很有幽默感，记得有一天，一个瘦老头警察来查卫生，站在走廊的铁栏杆外，向我们监室里问：“卫生有没有搞过？”大家屏气息声，无人回答。那人又更大声地重新问了一遍。我心想这样不回答问话是不礼貌的，就答：“已经搞过了。”没想到那人一听我的回话竟破口大骂起来。骂了一阵悻悻然走了。他走后，许笼头问我：“看你戴着眼镜，好象是有文化的样子，我问你，监狱的狱字怎么写？”我就告诉他怎么个写法。他接着说：“狱字这边一个反犬，不是人，那边一个犬，是狗，中间一个言字是讲话，畜生和狗怎么对话？他的话我们都听不懂，就你懂？！”我不禁莞尔。

五区一室和二室是死囚牢，二室有一个死囚手脚被牢牢地铐在一块木板上，常常在不经意间大声叫骂。检察院来提审，就由他们监房的人抬到对面放风的地方，我心里总有一种怪怪的感觉。一天，隔壁放风时，二室的笼头站在我们三室的门前与许华聊天，说起他们进来后打过交道的各色死刑犯。我凑上去讲，我感觉那个死囚脑子似乎有点不正常，那笼头不屑地朝我瞟一眼，怪我多事。没多久，那死囚搬走了，因为确实有精神病。事后我想，那笼头每天和那死囚相处，应该看得出那人有病，但是，在笼子里关久了，人变得冷漠，根本就不在乎别人的生死。

2、“上上课！”

某天晚上，看守所一个姓任的副所长值班。他醉醺醺地来到栏杆前，对我进行“教育”：“你为啥要反对共产党？共产党是老子，你是儿子，儿子反对老子就要拷。你看共产党又给我们加工资了，我们人民拥护它。”我说：“我也是人民，我反对它做得不对的地方是为了它更好，我难道不是人民吗？”他说：“你不是人民。”我说：“人民的概念不能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多少年来“人民”这个词被你们僭用了，失去了它的本意。”他勃然大怒，说：“老子要拷你一顿。”停了一停他又说：“老子现在不来拷你，等你走的时候，离开看守所，我来门口拷你。”然后他点着我周围的人说：“你们明朝给他上上课！”，然后就走了。

许笼头对我说：“他要我们给你上上课的意思就是要我们拷你一顿。我们做啥要拷你呢。”他完全不像要动手的样子，而且他的话也断绝了其他噬血者的机会。旁边有个别想练练拳脚解闷的人也只能作罢了。有了解任某的人说，该人本是滨江公安分局局长，曾是专业拳击运动员，因酒后打伤在押嫌犯，造成严重后果，才降级来这里的。如果不是吸取以前的教训，我今天就惨了。隔壁监室的楼华强后来与我同在浙江省第六监狱服刑，谈起当时的事，他说，他们那天都为我捏了一把汗，因为姓任的家伙喝醉酒会乱来的。

任某的号召在若干天后还是产生了恶果。有一个姓李的萧山私盐贩子该人将数吨工业盐——亚硝酸钠假冒食盐销售（亚硝酸钠主要用于建筑施工、染料制造和作防锈剂。当人体内摄入 0.3—0.5 克亚硝酸钠可引起急性中毒，3 克即可致人于死地。人体一旦中毒会出现头晕、恶心呕吐、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时发生昏迷、甚至呼吸循环衰竭而危及生命，国家严禁用工业盐制作食品）。但是，该李却通过关系重罪轻判，只象征性的判了一年刑。每次被看守叫出去，他回来时总能摸出几包香烟来。

该李在许笼头调走后被看守指定当这个监室的笼头，没几天就将我打得像一只“熊猫”，那已经是 12 月 14 日，省高级法院 12 月 10 日驳回裁定后的事了。

看守——一个患口吃的警察陈一刚来调查原因，姓李的说他打我是因为我“说反动话，说共产党要垮台。”这个陈一刚结结巴巴地说：“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都不怕，这点伤算什么。”说完就转身走了，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我 2007 年被蒋晓敏构陷再次入狱，在浙江省第二监狱遇到许华。许华说，陈一刚原本已经准备受提拔做看守所副所长了，但是，他被一名经济犯收买，为其通风报信，而后东窗事发，坏了官运、降了级。其实，早在陈一刚包庇姓李笼头时，他的贪贿就已经显露端倪了。

3、人心诡谲

看守所的生活比以前关押的地方好多了，每个月能去放风场放一次风，在石墙圈内沐浴着瑟瑟秋阳。当年草草铺就的地面已经严重风化，植物根系的力量使地面拱起开裂。残缺的墓石和水泥块的宽宽缝隙里，堆积起杜仲枯焦的落叶。我想起我度过的青年时代，就在这一道桃源岭的那边——我曾在杭州植物园工作、生活过十八年。我曾多少回放弃美丽大自然的风花雪月，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去图书馆埋头书海；多少回在山风的呼啸中我彻夜难眠，想着中国人多少年都没有人的尊严，想着中共建政后带来的空前灾难，想着明天的出路。就在岭那边的雷殿山顶，一九七八——七九年积雪和寒风相伴的小屋里，我抄写出一篇又一篇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大字报，发出郁积已久的人的呼声。而今天，“问人生到此凄凉否？”“昔年种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易朽的是我们的肉体，不朽的是人类的进步事业，投身民运是我生命的升华。要想收获，必先播种。我深信以暴力、恐惧、欺骗维持的“稳定”不会是真正的稳定，“此树婆娑，生意尽矣。”

在阴暗、潮湿的监牢内，弥漫着一片阴郁的氛围，甚至空气也显得诡谲。人一旦降格为“犯”，更何况身陷险境，一种极端的求生本能，使人平时掩盖在那里的人性的负面情感浮现了出来。

互相猜忌，处心积虑要出人头地，显得比别人优越，吹牛扯谎，就像走夜路吹口哨壮胆。欺压别人以补偿自己被强权损害的自尊心，打击别人以求得心理的平衡。

每次来了新人，他们就要来个下马威，制造种种恶作剧摧毁他人残剩的一点尊严，我知道这些人的卑劣做派就是警察暴力的衍生品，越起劲、越热衷的往往是那些被警察侮辱和损害最严重的人。记得鲁迅先生曾有这样的说法：“弱者受辱拔刀向更弱者，强者受辱拔刀向更强者。”阿 Q 被赵四太爷打了以后，就到小尼姑那里出气。稍没廉耻心的人便吮痔舐痈，胁肩谄笑。格言说：“谁进到了狼群里，就要学狼叫，否则就会被狼吃掉。”也许，有时候是在不知不觉之间接受那么一种被动人格，倘若如此，当局就达到了“改造”的目的。我小心翼翼地防范着。  

（待续）

2025 年 2 月 7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