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虞夫专辑】朱虞夫：践行者——我的民主之路（六）
二、在浙江省第六监狱
（一）起解
1、不再“看守”
2000 年 1 月 6 日晚，看守来通知要我准备好，明天送监狱。笼子里微微漾起了一阵波澜。大家打听明天送哪个监狱，有说十年以下都是去乔司监狱服刑的。送药的医务犯来了，大家向他打听，他一口说:“明天送的都是乔司监狱。”于是猜测结束，大家又开始了七嘴八舌地监狱介绍，有的说，乔司监狱是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有的说，乔司监狱的警察素质极差，是当年农场里留下来的知青没有回城，就穿上警服当了狱警，喝酒成瘾，打人很凶。顺便还讲起许多趣闻逸事。
我开始整理物品，除了在笼子里随身带的日常用品，其他书籍、笔记、衣物统统不知去向。经再三查询，从口吃看守的抽屉里找出一本《诗经译注》来。因为笼子里的人平时没什么吃的，我就将食品分送给几个外地的狱友，也就“准备”停当了。
第二天早晨，看守来开了门。被移交给别的警察，我扛起被褥就出发了，离开了这艰难度日的看守所笼子。在这里我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看守所有个陋习，每天晚上每个在押人员必须值班两个小时（笼头例外）。值班警察轻松了，可是却苦了我们，天寒地冻的时刻，夜深时分坐起来值班两个小时，实在不堪忍受。主管看守某次对笼头说：“他也要值班吗？”笼头答，“是”。看守说：“他年纪这么大了，不要再叫他值班了。”笼头回答说，现在人少，过几天人多了就重新安排。其实，笼头心里明白，看守只不过是说给我听听而已，故意搪塞搪塞，事后什么都没改变。据说监狱里有专人值班，没有在押犯每晚轮流值班的规定。想想这“看守所”也确实是个多解词，既需要我们被人看守，也需要我们大家轮流自我看守。
负责起解的警察似乎对我比较放心，将我带到里面的三狱，让我等在外面就进去提起解的已决犯。十几分钟后，出来了两个长相清秀的犯人，出乎意料的是，这二人竟都是重大抢劫犯。以至于后来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车出看守所大门，又看到奇怪的事情，有一个外地中年人骑着一辆摩托车等在大门口，我们的警车一开，摩托车就紧紧地跟上。可见，那人肯定是我们车上犯人的亲属。可这押解犯人应该是高度机密的事，犯属怎么会知道呢？由此可见，看守为了“好处”费，竟在私下干着枉法的事，而且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2、入仓验货
在手握冲锋枪的武警押解下，大型警车向城市东面驶去，从庆春路沿杭沪公路，穿过乔司到达海宁地界。在一个小路口向南转弯，我看到左侧有一个工厂模样的门券，标着“杭州铣床厂”的字样。再进去数十米，警车停下，押车的警察叫我与那两个抢劫犯一起下车，并将我们带进一幢四层小楼里。
那是一个医院（我后来知道这是浙江省第六监狱的监狱医院，从业的医护都具有警察身份——不同于监狱内的“监内医院”，由各种犯人来充任“医生”，那已经是后话了）。押送的警察照例非常放心地让我们三人站在走廊上，自顾自地进了医生的房间（说是房间，虽不很贴切，但显然平时并没有什么病人），带上门。过了好长时间，门开了，警察唤我们依次进去。我先进去，一位年长的医生打量我一番，让我称了体重、量了身高，然后对另一个医生大声讲：“身高一米八，体重一百六。”接着又稍稍问了我的案情，似乎有些惋惜的样子。然后，我奉命去放射室照了 X 光，医生也草草完事，明显是在应付某一种临时的差事。
入监后，我问了老犯人，他说这种检查从来没有听说在监狱大墙外的医院做过。显然，省六监在当时是将我作为“黔驴”处理的，或者他们颇有些作秀的嫌疑。不过，这种所谓的体检就像货物入仓前的检验一样，甚至还不如货物。货物在仓库里灭失了，货主会追究，但人一旦在里面被弄死，谁来追究呢？这便是黑狱之黑了。
从医院出来，看到大型警车仍旧停在路上，押送的警察带我们去车上取了行李。我们朝监狱方向走去，一尊狰狞的石兽蹲在大门前，这就是传说中的九龙之一——狴犴，守护君王威权的神兽。禁闭的大门从来不开，警察带我们走进旁边的小门，穿过一条短短的甬道。传达室的深色玻璃窗使人望不见里面的人影，尽头是一面大镜子，我略停一下，看看自己久违的脸，右眼下眼眶还有着玫红色的淤斑，眸子清澈，透出善良和仁慈。我心里一阵欣喜，残酷的境遇，罪恶的渊薮，到底没有改变了我的天性。剧烈的打击没有撼动我，漫长的刑期又能奈我若何。警察打开镜子边上的小门，里面就是阴阳两隔的地界了。
3、奈何桥上
警察将我们带到一条臭水渠的小桥上，又径自去办事了。
（同来的抢劫犯说，看守所将犯人送到监狱，要向监狱收钱，每人一千五百元人民币，戏称看守所是“人贩子”。其实，他们收钱的名义是在犯人看守所的生活费。我在看守所住了三个多月，即使不算上劳动产值，也根本花不了这么多钱，国家财政用纳税人的钱所拨的行政费用呢？）
一入狱门深似海，面对着重重铁门，同来的伙伴情绪低落，特别是那个叫裘琦的，正新婚不久。他犯事已经是很多年了，为了摆平官司，多年来向公安派出所托人情，已花费数万元钱，关系人已告诉他事情摆平了，没想到公安部门为了完成什么指标，楞是将他抓来凑数，被判了十五年，落得个人财两空，早知今日，还不如当初就判了，至少不用折腾着结婚，凭空增加一个怨妇。我知道，这种事在当今中国是司空见惯的，为了追求完成各种指标，为了增加金钱收入，几乎所有的职能部门都在利用公权力作为寻租手段。如前面的萧山遣送站。有的为了破大案、立大功，不惜以牺牲老百姓的利益为代价，养虎成患。他们“捉放曹”是为了财路不断。他们敲诈勒索双方当事人，更使法律的尊严丧失殆尽。当然，在恶法横行的地方遑论尊严。
显然，省六监的财会人员还没来上班，那警察又来到我身边与我聊起天来。
这时，我看清楚那是一个儒雅的年轻人，他问我：“你以前当过兵吗？就算在里面当几年兵吧。”我说我没有当过兵。他接着说：“我看过你们的东西，我觉得你们的（政治）要求是对的，我们的社会也在向这个方向发展。只不过你们的（政治）要求目前提出来太超前了，现在实行的话，会引起社会混乱，你在里面呆上七年，七年后，我们的社会肯定发展到那一步，你的想法就和社会同步了。”我把那座小桥称作“奈何桥”，因为它就坐落在戒备森严的监狱大门前，我把监狱大门称为“鬼门关”。传说中人死后，灵魂在进入鬼门关前的奈何桥时，必须将尘世的一切人事彻底忘怀。但是，我无法忘怀这个年轻警察的话，他时时在提醒着我的责任感，启示着我这世界上不存在让步政策，既得利益集团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特权，鞭策着我必须为正确的目标作坚持不懈的奋斗。
（二）入监队
1、新地旧事
乍进入监队，就象进入了一个乡村敬老院，干净的院落，粗劣的仙鹤、熊猫、龙和羊羔雕塑，水泥桌凳，水泥围栏，有几个老年人在慵懒地晒着太阳，修篁雀啁，园亭飞檐，一派平和恬静的景象，不禁令人思绪遄飞。
这是东西长约四十余米，南北宽约十五米的长方形院子，走进院门左侧是一条垒坎培土的绿化带，上面种着竹子和水杉，绿化带中间建一座歇山式的半亭。右侧是一长溜十几间陈旧的平房。西面筑一个水池，垒以假山，缀以仙鹤，里面还养着鲫鱼，供人垂钓（自然不是一般的人）。整个院子空荡荡的，笼罩着一种孟冬时节的静谧。
我们三人被带到歇山亭里站下，施施然过来一位慈眉善目的老者，他进了亭子朝我们略一打量，便要大家将随身携带的物品拿出来检查，没收违禁品（诸如香烟、打火机之类）以及外衣裤。发给每人单棉囚衣裤各一套，还有搪瓷饭盆、塑料调羹、塑料凳子和钢笔、纸张、墨水等学习用品（事后知道那是须自己掏钱的）。在检查中，他不时提一些问题，如罪名、刑期、籍贯等等，我回答提问后，他笑了起来说：“你们在复兴茶室开‘一大’？”
那是 1999 年 2 月 20 日，大年初五，毛庆祥、吴义龙安排在复兴茶室举办一次新春联谊会，有社会各界的朋友前来联欢。正当大家欢歌笑语之时，突然茶室被国安、公安层层包围，坐在桑塔纳里的便衣还戴着耳机似乎在侦听着什么。他们在茶室门口设一道口子，政保科的郑刚和张建华守住口子，一批一批地从茶室里提出人来查身份。11 岁的女儿吵着要回家，我便将她带出去。郑刚拦住我不让走，女儿要哭了，郑刚才无奈放行。
刚出门拐弯，北京来的朱锐迎面走来，她显然不知道离她十几米的拐角处布满警察。我让她坐在我的摩托车后座，赶快带她离开。事前王东海没有讲朱锐要来杭州的事，国安警察显然是知道的，他们在里面细细过滤，找的就是这条“大鱼”。事后，郑刚还骗我，称他们“抓到了朱锐”。在茶室里最后将来自山东的王金波抓了起来，短期羁押后，由山东警方派人押回。当我将里面的情况告诉朱锐，她显然有些紧张，说她万一出事，会对带来的儿子很放不下心。我对她说，只要我朱虞夫没事，她就一定是安全的。我带她穿过一家商店，到达另一个小区的庭院，她突然很关切王东海的安全，我便出去将王东海找回来。然后我们一起拍了照片。
入监队这位老者的话使我想起这些并不久远的事，也使我明白他们是在收听《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当然，在监狱里这种“享受”需要特权。事后我听说，他姓钟，是因贪贿而入狱的前浙江省政府秘书长。
2、杭州 杭州
钟秘书长去叫人来给我们理光头，我们等着，这时从里面出来两个人，一个敦实的中年男子搭着壮实的青年男子的肩膀过来了，到了亭子前，年轻人问：“谁是反革命？”我身边的两人齐刷刷地朝我一看。年轻人便问我：“你认识他么？”我看看那中年人，并不认识，但贸贸然说不认识又不礼貌，便回答：“好像面熟，但我记不得了。”中年人眯着眼朝我打量，微微笑着。
年轻人说：“他是某某公司老板邵明德。”“某某公司？在哪个地方？”“就在浙二医院对面。”“噢，我想起来了，是千越百货吧？”“对啊。”
我立即想起了那个风靡杭城的传奇故事，某个体老板用金弹打翻了一大串公安高官，市局、省厅头头因为丑闻会影响政局而被上面死保，荣获公安部模范公安局称号的江干区公安分局局长吴伟虎差点被枪毙，因检举揭发他人才侥幸留下一条命。我面前的就是这出《新官场现形记》的大导演了。这故事在看守所脍炙人口，各色盗贼都绘声绘色、添油加醋、不厌其烦地奉献自己的版本，津津乐道那些人模狗样的警察其实内心比谁都肮脏。邵明德见我似乎知道他了，朝我笑笑，说：“大家都是杭州人，以后有什么事跟我讲一下。”还是搭着年轻人的肩走了。
等的时间真长，钟秘书长还不见回转。又从外面进来两个穿白褂子的人，我想自己刚在两天前去医院看耳膜破裂，看守所没有将病历和药转过来，现在可以顺便问一下情况。那年长的医生一口杭州话，耐心地向我介绍了情况后，问我：“你夫人是铁路医院的吧？”我以为他认识我妻子，便说：“你认识她？”他摇摇头说不认识，接着又说，听说你会画画，搞过雕塑。我感到奇怪了，问：“你听谁说的？”“你夫人。”“什么时候？！”我更惊讶得瞠目结舌。他诡谲地一笑，点点头道：“不要告诉别人。”
我恍然大悟——哦，《自由亚洲电台》！哦，谷季柔小姐！还有江南先生！在这深牢大狱内，在我久久没有家人一丁点儿音讯而苦苦思念的时刻，你给我带来了福音！从我得到的信息，我知道妻子选择了与我共同面对苦难。记得王有才入狱之初，我与王夫人胡江霞谈起对王有才的社会关注，胡江霞不无忧虑地说，海外媒体只是关注一阵，以后就不会再关注了。当时我无以言对。是啊，虽然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入狱，入狱也体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但是旷日持久，当你失去所谓的“新闻价值”，还有谁再来为你呼吁，用你的牺牲和苦难去唤醒人类的良心和良知呢？当我得到了这个信息，我感谢那些敬业的传媒记者，感谢他们的慈爱，那是一种博大的人类精神的体现。
3、强理鬼头
钟秘书长回来了，将我们的外衣裤收走，说是要拿去烧毁。对此，狱方一直是这样做的，也从来没有人表示过异议，虽然有些人的高档衣物都动辄价值数千元。但是毕竟大多是不义之财，况且从他们的心理上还有想巴结一下狱方，以博得对方几分好感、留点后路的考量。可是，我却觉得狱方的这种做法有违法之嫌，不管因为什么“罪”入狱服刑，个人的财产权都不能任意侵害。我要求将自己的衣物在家人探监时带回家去，钟秘书长感到很为难，旁边的裘姓犯人也劝我：“你那衣服值不了多少钱，看我的那么好，烧了也就烧了。人都这样了，还计较什么衣服。”当局就是利用了人们处于绝境，自顾不暇，才可以任意胡为。别人可以无所谓，我为什么不起来问一个为什么？我还是坚持不能烧，钟秘书长见我那么“拧”，便作了让步，提出一个折中方案：挑好一点的留下，由他们保管，家里来人时带回去，其他的烧掉。我略一考虑便答应了（我离开入监队后，有人告诉我，这个烧衣服的陋习改了，狱方将犯人的衣物捐献给了西部贫困地区。当初如果是这样，我也是非常乐意捐献的）。
我们在亭子里吃了午饭——一铝盒蒸饭和一勺茄子，之后理了光头（监狱怕服刑人员逃跑，更为了使服刑人员有“身份意识”，平白沾上几分鬼气，每个月强迫服刑人员理一次光头，不久来了新的管“改造”的副监狱长蔡文光，为自己的位置安稳，竟随意加码——下令每半个月理一次，天寒地冻，服刑人员苦不堪言，大家赠其“蔡剥皮”的外号，更有人写打油诗“只为一人保乌纱，三千男儿齐落发”）。
钟秘书长又叫人在我们所有留下的衣物上打印上鲜红的油漆号码。2000 年我们是第二批进浙江省第六监狱服刑的，号码从 003 至 005，我稍加谦让，狱号便是 600005。到傍晚时，大队的人收工从外面进来吃饭，院子里顿时喧闹起来。该是将我们安排到监舍的时候了。003 和 004 相继被安排进了两个严管组，我一个人被晾在亭子里。一会儿，过来一个独眼人，他对我说：“喂，王有才在那里叫你。”我心里一乐：王有才在常山的省一监，怎么会在这里呢？再说，共产党连我们同案见一面都那么害怕，还会把我们放在一起吗？但是既然有人会向我说起王有才，想必这里有熟悉或关注我们的人。于是我带上铺盖随他走去。
到了严管二组才知道，刚才这个组的组长向对面亭子望去，见我长得黑大粗，以为我是江洋大盗，而把那个白净文弱、眉心纹上有一粒痣的抢劫犯台州人项某当成了反革命。待将他唤去询问后，才明白搞错了。于是，他告诉我，在省看守所时，他与王有才关在一起，王有才就长得很白净。接下来，他又讲了许多王有才的佚事，如有人问王，参加民主党是否有钱。王说没有钱，那人说没有钱谁还会参加呢，王就耐心地向他们宣传民主理念，口干舌燥，乐此不疲。于是，我知道了，王有才入狱后怀着基督徒传道士的心态，并不屈服消沉，他如殉道者般的平和安宁，仍然为自己的信仰执著坚守。
几天后，我遇到了从北京转来的丁林平，丁曾在北京承包中央电视台下属的一个公司，被控诈骗判刑入狱，1999 年底送回原籍服刑。他曾与胡石根一起关过，讲起胡石根也是这种心态。我感慨万千：我们不幸的民族有幸拥有这样的赤子，然而，当恶魔在吞噬着他们的生命时谁会施以援手？！有人幸灾乐祸，有人落井下石，有人嘲讽讥讪，有人趁火打劫。
4、下马之威
这位叫周郭海的严管组长还比较开明，他原先是宁波镇海某电厂的工程师，因经济问题判了 17 年半，他说已为打官司花了几十万元，律师还希望他将官司打下去。他认为不如把钱用到牢里，找个关系照顾一下，刑期减一半，日子也好过些。这一招还确实灵，他比我早来一个多月，挂着鲜红的严管胸牌，却当起了严管组长。他有个宁波老乡曹某后来告诉我，周花了十万元才得到这个位子。当然对于案值数千万元的周，这些钱只是九牛一毛。说他开明，也许是因为他有点文化，也许是因为他自己也是新犯人，底气不是很足，他对我没有什么盛气凌人的地方，另外一个名叫徐敏的人则张狂多了。
我进入监队的第二天，周郭海组长通知我去隔壁的教育室，他将我带到门口，要我向里面那个穿便衣的人喊报告，我进去，他转身就走了。那个扁脸的人坐在办公桌后面，一口诸暨腔调叫我站好，就开始训话，我糊里糊涂弄不清楚这人是干什么的。训话结束，那人严厉地警告我“要老老实实，如果滑头滑脑，就给你吃‘生活’”。回严管组后，别人告诉我，那人叫徐敏，原先是一个银行管信贷的，受贿放贷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被抓进来，其实也是在这里服刑的。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世界奇观，在这地球上唯有共产党国家有这等奇事，入狱服刑的罪犯竟可以在这里行使国家公权力，他无非是花了几个不义之财，监狱当局就连自己的《监狱法》都不要了，将管理权交予他人，更何况是由犯人来执行了。奇怪的是大约两个星期后，他与我单独相遇，以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对我表示，他也是没办法。
在我的整个服刑期间，入监队的这种现象还算是轻的，以后看的多了，愈演愈烈，每况愈下。我出狱前不久，问起医院诸暨籍服刑人员张凯，徐敏出狱后的情况怎样。张回答，听说徐敏出狱后先到当年受他“照顾”的朋友那里，由朋友照应，但是，他已经习惯了颐指气使，朋友无法忍受和他相处。又找过几个地方，也都适应不了，目前很失落。我曾从某个资料上看到，某地有一批警察去应聘找工作，没有一个成功的。滥用权力是维持专制的必需，但是却戕害了滥用者的人性，对于正牌的警察尚且如此，更何况是一个“二狗子”。
我想，从这一个小小的例子可以看出，共产党的监狱是政治犯的地狱，是腐败分子的天堂，毕竟目前中国贿赂公行，那些警察十有八九不干不净。将他们与坐牢的腐败分子比较，无非是还没被抓起来和已经被抓起来的区别，没被抓起来的也要趁早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所有他们与那些腐败分子惺惺相惜，当然将他们奉为座上宾了。腐败分子在监狱有一个特别的称号——“职务犯”，我遍查各类法律法规都没有找到这种说法，但是有狱吏告诉我，上级司法部门规定职务犯应该享有特权。我想，徐敏那天对我的训话也许就是书上所写的给新囚犯的“下马威”吧。别人被敲打的是肉体，而我被敲打的是尊严。
5、马仔们
徐敏有自己的办公室和专用餐厅，在“职务犯”中间，无论如何他也排不上号，充其量只是一个区区的原科级，却也如同原厅局级的钟秘书长一样配备有专门洗衣烧饭的“马仔”。起初我不理解，为什么大家出去干活了，水池边总有几个年轻利索、面目清秀的外地犯人在洗涤衣物和大量炊具。别人告诉我，这些都是“马仔”，日子一长，我也渐渐知道谁是谁的马仔了。钟秘书长独居一个小屋，除了马仔和几位老大，谁都不知道壶中乾坤，只看到一面墙上开着六七个排风扇口子，油渍如长瀑般挂向地面，那便是特殊犯人们的一人一灶。靠墙是一排大涂料桶，起初，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后来有胆子大的将盖子揭开看，才知道那里养着一桶桶的水产品：螃蟹、中华鳖、河鳗、鲫鱼和各种时鲜。
也许大家会奇怪，重重禁苑的监狱里哪来的时鲜水产，这些都是外面用运加工材料和产品的汽车装进去的。隔壁院子是手工加工场，劳动产品有塑料夹子，棉拖鞋、各种包装袋和包装盒（大多是冒牌的名牌酒类和化妆品包装，在监狱里生产这类侵权物品是最保险的，没有人能到监狱里面查处，也没有人能向任何部门举报，所以业务不断，生意兴隆）。汽车停在院子门口，劳动组长组织大家去搬运货物，我看到周郭海组长也向汽车走去，我想难道他也去搬货吗？只见他熟练的走到驾驶室前拉开门，提出一只黑塑料袋，交给身边的马仔，马仔便一阵风地跑回去了。两米外就站着狱警，笑眯眯地看着，一副见惯不怪的样子。
早上我们出工，路过钟秘书长门口，正是他从隔壁院子跑步锻炼回来的时候，马仔已经将一盆热水准备好了。只见钟秘书长将两手放下去，试试，然后做一个手势，不用讲话，马仔就立即领会，或加热水，或加冷水。这些马仔都是千里挑一的机灵鬼，主人稍不满意就会立即撤换。对这些马仔来说，能得到这样的机会无比幸运，如果出去干活加班加点，每个月就只有两分，而做马仔每月有十几分，劳积、记功、表扬都由主子说了算。只要将主子伺候好了，平时就可狗仗人势，见人高一截。连狱警见了马仔都礼让三分、投鼠忌器。平时，马仔不吃牢饭，主子的残羹剩饭都是生猛海鲜，而烟酒等赏赐更不在话下。
但也有失风的时候。某次，入监队分监区长金平在邵明德的房间里午睡，邵明德将一支六千元的野山参炖好汤，等金平起来后服用。没想到金平起来后，邵明德一拿杯子是空的。立即喊来马仔耿某一问，耿某说被他倒掉了。邵明德就一个耳光扇去，还不解气，又让弟兄施某将其带到被包仓库里修理一顿。耿某了解的内幕很多，常常不经意地流露一些，这些事成了犯人间的美谈。
耿某的主子邵明德后来被新上任的李姓副监狱长整掉了，邵明德又通过监狱管理局的关系，换到了湖州的监狱，但没有带耿某同去。耿某很失落，虽然邵明德为他铺好了路，但他毕竟没有以前那样神气了。以前在他面前很谦恭的狱警也不怎么谦恭了。某次，一个唐姓狱警对他态度冷淡，耿某就回到监房里说：“这个唐勇军当年结婚，老大（邵明德）还让金平送他二万元钱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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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4 月 4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