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虞夫：践行者——我的民主之路（五）
（六) 上诉
2、国际人权日
我将上诉状交给了看守。又过了十余天，省高院来了几个人，作了简单的询问后，瘦高个的审判员孙公幸与我谈起请辩护律师的事。我鉴于前次的教训，不愿再花冤枉钱，加剧亲属的经济负担，听说有“律师援助”，希望高院提供。孙微微一笑，出去了一会，回来对我说，还是让前次的律师来吧，他们熟悉一点案情。我实在很反感，心想这种活谁来干都是一样的，这位孙先生一脸的善意，是个明白人，我便依了他说：“随便，可以。”（后来，有关方面为防止出现意外，对我们的上诉法庭已经决定不公开审理，所以最终不但律师没有出场，连家属都没能到场旁听。）
这天，在送我回笼子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送我的人走到半途，突然，一个女人赶上来，说她带我进去，走了几步路，她对我说：“你在里面要注意保护自己，你和里面周围那些人不同，你周围都是人渣。”她的叮咛充满着人道关怀，我想，是不是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公务员的个人素质有了很大的进步呢，在以后的受难日子里，我遇到的公务员每况愈下，每次看到那些素质低下，行为卑污的狱警，就会想起那几句话，当作一个异数。
12 月 10 日是联合国的国际人权日。共产党就专门挑选了这个日子来审理我们这人权案件，藉以表明对抗国际社会的决心。早上，看守又来通知带我上省高院，看守要将我反铐，我说“前面！”他也就不坚持了。送到下面（因为杭州市看守所是依山而建的，停车场在下面，那块台地边上就是毛庆祥关押的“四狱”），太阳正好，看守把我带进一个门券内就只管与人聊天。我对他说，让我往前走两步晒会儿太阳，看守狐疑地朝我脸上打量了一番，用嘴向阳光处一撅，我便享受到了片刻温暖与光明的幸福。
毛庆祥带出来了，看守要他背过身子将他的双手反铐在身后，毛庆祥看到我铐在前面，便向那个看守交涉，看守似乎脑子转不过弯来，我看着心里有些发笑，就大声说：“秋瑾是被他们当强盗杀了的，他把你也当作强盗处理了。”毛庆祥立即接过话头说：“喂，我们是政治犯，不会逃的。”那人的脑子这才转过弯来。
我综合各方面的信息，知道省高院肯定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便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毛，毛说：“去看看再说吧。”我想毛庆祥一定也会知道这样的结果，只是看看他们的表演也蛮有趣。押送我们的警察似乎很紧张，将我们锁进囚车后面，眼神里透出几分畏怯，开车的警察似乎像害怕有人劫车，将车开得贼快，我们被晃得东倒西歪，幸亏囚笼不大，我们三人紧紧靠在一起，才没有摔倒。
3、胡晓玲
警车高速飞驰将我们送到省高院，带进一个大礼堂，几百个座位空空荡荡，没个人影。台上前次来过看守所的三个人今天穿上了制服，由那女法官宣读了《刑事裁定书》，没有任何多余的话。宣读完毕，八个法警便押着我们四人离去。履行一个简单的送达手续便算是将这一次世纪末的审判圆满结束了。但是偏偏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件尴尬事，我戴着的手铐坏了，刚才那个法警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我的手铐除下，我的手腕被勒出了一道道血印，如果再戴上，后果可想而知。那个法警因为害怕发生意外，一定要给我重新戴上。我执意不肯。毛庆祥就说：“把我和他铐在一起吧。”那法警见这主意不错，就照着办了。
自从 1978 年冬天，我和毛庆祥在杭州湖滨的民主墙认识，已经整整二十一年。虽然这么多年来，我们二人过从甚密，我们两家的距离也无非一百来米。但像今天这么亲近，“俩手相携”,还从来没有过，真是托了共产党的福了。
回到囚车上，毛庆祥对那个盯着我们的法警说：“我们几个人以后分手将有好几年，反正案子已经判了，就让我们谈几句天吧。”那法警居然答应了。看来，毛庆祥的脾气确实比我好多了，换成我，是不会去同他商量什么东西的，因为我们在去高院时那法警对我们出言不逊，我一直冷眼盯着他。
我对毛庆祥说，请他转告胡晓玲，多去看看杭莉，帮她拿拿主意，增强度过难关的勇气。在我们浙江的民运圈里，胡晓玲是位难得的睿智勇敢的女将，待人温和，是非分明，在浙江没有任何一个女性像她一样为民主事业守了大半辈子的“活寡”。
1981 年，她与毛庆祥蜜月甫定，毛庆祥便为《华东民刊》锒铛入狱，劳燕分飞的日子，她默默地承受。毛庆祥出狱后生活无着，有关方面试图用金钱收买毛庆祥，胡晓玲将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断然予以拒绝。数十年来，毛庆祥作为一名政治受难者，颠沛困顿，胡晓玲深明大义，独自承担起全部家庭重任。赡养父母，教养幼儿，全力支持毛庆祥投身的民运事业。在浙江，谁的妻子能如此无怨无悔地面对丈夫的两度入狱而坚贞如故。我的妻子性格柔弱，我非常担忧她在严酷的环境中受到太多的伤害，我相信正直善良的胡晓玲一定会向她伸出援手。出狱后别人告诉我，有人对晓玲很不尊重，我甚为气愤。
4、终于被打
监舍内隔壁的看守平时待人接物颇为平和，晚上值班时向我问起裁定的事，我如实相告，他安慰我说，也好也好，裁定早点下来，这个月还可以同家里人会见一次。原来，根据看守所的规定，凡是已决犯，都可以在每个月的月底与家人会见一次。我的思绪突然活跃了起来——“与家人会见”。是啊，整整半年了，家里的亲人都怎么样，那是多少个夜晚的魂牵梦绕。于是，我向那个口吃看守要来会见单填写了会见申请，并急急忙忙地给家里写信，已经记不起是给家里写的第几封信了，就是没有家里的一丝丝音讯。
我的一切努力都没有任何结果，直到我离开看守所，也没有与家人见上一面。而且我的所有信件，家里一封也没有收到。同样，妻子给我写的许多封信，我也没有收到一封。在那些信件里只是互报平安，索要物品，没有半点与案子有关的内容。由此可见，当局之所以没收了我们的全部家信，纯粹为了割裂我们家庭的亲情，从而打击我们，从精神上折磨摧残我们。从另一方面显示了中共当局对政治犯的特殊迫害。
大大出乎意料的是 12 月 14 日，就在省高院驳回裁定的第四天，被看守指定为笼头的私盐贩突然发难，借口我在笼板上“走来走去”，让他看了“烦心”而突然对我大打出手。懦弱的我竟一时不知所措，反应不过来，毫不回击，以至于第二天满脸青肿，像一只熊猫。一般看守所内对在押犯之间的暴力行为都严厉制裁，我亲眼看见，楼上五狱有犯人打架，看守将一个在押犯叫到“教育室”殴打，打完再责令那人在走廊上从一头向另一头打滚，一遍又一遍，看得我心里发紧。周围的人告诉我，一般被打的人，这样满地打滚可以不留下青肿。
我等待着口吃看守的处理，结果却使我瞠目结舌，看守站在走廊上问私盐犯：“你为什么打他？”私盐犯笑眯眯地说：“他说反动话，他说共产党要灭亡了，所以我……”口吃看守转过头来对着我说：“你们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都不怕，这点伤算什么。”说完就走了。
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自从那个姓任的看守所副所长号召给我“上上课”后，看守布置安排了这次打人事件。并且，为了怕引起监室内其他人的愤恨，看守立即将我转移到楼上五狱二室，已决犯监室。本来因为我的特殊“罪行”，怕我传播民主思想，我是不换监室的。这个叫李伟的萧山私盐犯一点都没有受到惩罚。
5、整顿—整蹲
楼上的监室里进行着热火朝天的劳动，缝制“天堂”牌雨伞。我实在惊讶那美丽如花的“天堂”雨伞，竟出自于地狱。大捆大捆的配件从铁栏间送进来，每人几十把、上百把地分配好，然后，就开展争先恐后的竞赛。这不是共产主义社会有觉悟的劳动者吗？但是，一个声音马上将我送回现实，那声音在走廊上高叫着：“抓紧做，哪个号子完不成任务，就整顿！”天寒地冻，二十个平方不到的笼子里关着近三十个人，雨伞一撑开就根本没有活动空间，坐下的站不起，站起的坐不下，只穿薄袜子的脚冻得生疼，冻得麻木。我的脚上没几天就冻出了一块一块硬硬的冻疮。安徽、湖南的小伙子个个都是缝纫高手，飞针穿线，活干得又快又好，还一面干活一面讲着笑话，气氛煞是热闹。
在外面观察敌情的看守不高兴了。第二天分料时，我们笼子没有材料送进来，来了个看守说：“你们干活时说话，今天要集体整顿。都给我站到笼板上去，排好队，蹲下！”大家都整整齐齐地在笼板上蹲好，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我个子大，排在最后，加之腰又不好，便坐在那里，看守竟没有发现，也许是后面光线暗，他看不真切，甚或是他不便自找麻烦。此时我才理解，那看守所的“整顿”，是“整蹲”，整体在那里整齐地蹲着。
6、笼头
每个笼子都有牢头狱霸，其权威来自于看守私相授受的公权力，只有得到看守或明或暗的支持，他们才敢胆大妄为。五狱二室的笼头是浙南缙云人，捕前在杭州三里亭一带横行，因未成年，判了一年徒刑，就在看守所执行。也许是与看守混个脸熟，被任命为笼头。别看他个头不到一米五，能量着实不小，因为他身负着看守“耳目”的重任。看守总是通过他来监视了解笼子里的一切，因为看守只相信他，所以，谁得罪、冲撞了他便会大祸临头。每次分菜，都要经过他的手，稍好些的菜他便大量截留，供自己以及巴结他的几个人慢慢享用。安徽人“高压锅”忍不住了，看他们吃得欢便走上去，伸出筷子就夹来吃，这笼头自知不是人高马大的“高压锅”的对手，不做声任他吃。
过了两天，看守来开门，让大家下楼去“放风”。楼下笼子靠北面一字儿隔出十平米见方一间的小笼子，上面封着钢筋栅，过一段时间把大家放过去站半个小时便算是防风了。因为这小笼子是在两层楼房的背阴面，除了夏天没有太阳，所以是名副其实的“放风”了。大家进去后，看守将我喊出来站在门旁，便命令大家背靠墙壁蹲马步。看守走了，谁都不敢动，生怕被看守看到遭来更大的麻烦。可是这活儿时间长了又吃不消，几个胆大一些的便要我看着点儿，看守过来了给他们打个招呼，大家可以偷一会懒了。
几十分钟后，看守回来了，他没看出这里的作弊，却带来一条竹片，上面缠着胶带纸，指点着几个人，要他们脱下裤子，露出屁股来，然后一个一个的打过去，看着那冻红的屁股在竹板下一条一条地变白，又变灰，变紫，看守突然转过头来，要我转过身去，不准我看。我转身后悄悄向后看，只见看守用两手抓住刚刚被打烂屁股的“高压锅”的肩部，用力一扯，“高压锅”便一个踉跄倒在地上。看守趁势用皮鞋踢他的膝盖、脚踝等关节部位，然后用竹片打他的嘴和脸。虽然看守没说一句话，可是我明白“高压锅”被笼头告发了，因为吃了不该吃的，遭到了报应——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猪八戒造型。
一连几天，我用悲悯的眼神看“高压锅”，他带着微笑用含混不清的话对我说：“没什么。”在笼子里，“高压锅”是很照顾我的。缝雨伞时，他说我的眼睛不好，便将我的那份任务拿去，与几个湖南、安徽的小伙子分了，让我为他们绕线、绷伞面，做一些辅助的活。这样被打一顿确实也没什么，比起以后我在牢里看到的那些被警察逼口供而打伤、打残的人，差远了。
7、千年之忧
圣诞节到了，大家的情绪都很不错，趁着看守不在的机会，有人提议笼子里搞一堂自娱自乐的“文艺晚会”，在分配节目时，我自告奋勇担任“节目主持人”，竟把整堂“晚会”搞得笑声不绝。结束后，大家余兴未尽，一定要我唱一首歌，于是，我收腹挺胸，中气十足地唱了《重归苏莲托》，隔壁牢里有人吹着口哨为我伴奏。他们也一定被我们的欢乐气氛所感染。
1999 年的最后一天晚上，看守所破例在走廊对面正对每个笼子的壁柜里摆上一只小小的彩色电视机。晚饭后，大家隔着铁栏向对面望着。因为是“破例”，不看电视的可以躺被窝。我望了一下电视，接收极差，整个画面鬼影幢幢，旁边笼子收视其它频道，声音也一片混乱，但在这种地方，没有书报、没有棋牌，甚至不准互相说话，能看上这样的电视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我默默地坐在被窝里，一种莫可名状的忧伤紧紧地缠住我的心。“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年忧”，在这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刻，在民主政治席卷全球，现代科技已经使地球成为地球村的时代，我和我的朋友们却为了理想，为了追求一种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所接受的先进制度而被判处重刑，过着非人的生活。我们图什么，只不过希望民主政治早日在中国大陆实现。记得中国民主党申请注册之初，从山东传来已经注册成功的消息。得到这个消息，毛庆祥对我说，好了，共产党开放党禁了，中国进入民主社会了，我们也该退休了。我说：“是啊，我们一没学历，二没精力，以后的事就让年轻人去竞选吧。”有人问过我，你们搞民运的目的，是不是为了夺共产党的权。我说：“这是冷战思维，你中了共产党宣传导向的毒，我们搞民运是为了让现代政治在中国实行。只要共产党改变了以往的那种漠视人权，践踏人权的做法，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我照样拥护共产党执政。”
在我们中国，有许多优秀人才在共产党内。说实话，我反对暴力，反对暴动造反。历史证明，这种做法给人类带来的破坏和伤害是无以复加的，只有噬血成性者才鼓吹这种行为，而在中国几十年反人性教育下喝狼奶长大的一代，实在是社会进步的隐患。怎样才能唤醒共产党内健康力量的现代政治意识呢。我接触过许多共产党内的有识之士，他们也深为垄断政治感到耻辱，他们认为凭自己的能力未必不能参与竞争，而垄断却保护了一个平庸的官僚集团，这些人是既得利益的受益者，也是政治改革的绊脚石。1898 年，一心要坚守“祖宗体制”的慈禧太后镇压了戊戌变法，一意孤行，断送了自己的生存机会，更为中华民族带来了百年浩劫。
8、热泪潸然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国民主党注册成立于 1907 年，虽然其成员都是政府中下级官吏，但是这毕竟标志着开放党禁，是近一百年来中国政治生态最好的年代。然而，对清政府改革失去信任的革命党，已经千方百计地阻挠政治改革，甚至暗杀行刺出洋考察现代民主政治归来的五大臣。一百年来，有多少罪恶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而鼓吹和平、理性、非暴力改革的我们却锒铛入狱，还有一盆盆的脏水迎面泼来，更有冷箭从自己的营垒射出。
在共产党的喉舌报刊上，鼓唇摇舌的御用文人说我们是“螳臂挡车”，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思潮，我们百口莫辩。
此刻，家人怎样了呢。几天前看守所安排了一次家属会见——根据共产党的法律规定，已决犯可以在看守所安排会见。但是，我的会见要求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就连为什么不能同意会见的说法也没有。眼见得一批又一批的人唤出去会见，等到最后也没有喊我的名字。共产党的法律是为自己制订的，当他们制订的所谓法律对他们没有好处时，便会毫不犹豫地抛弃它。当年刘少奇失欢后，枉然地拿出《宪法》来说事，最终也没逃脱被整死的命运便是一个明证。我渐渐明白过来，这是共产党借所谓的法律之名搞的政治迫害，我大可不必当它一回事。
妻子能不能当机立断选择离婚来避祸，减少当局对她自身的迫害呢？1979 年初夏，植物园来了一班青春活泼的年轻人，那是杭州铁路医院来学习中草药知识的实习生。当时，我正在《城市绿化树种选择》编写组画插图，授课的裘宝林工程师邀我去为他讲课现场作图解。在与实习生的接触中，我结识了她，又经历了种种波折，我们终于携手人生。二十年光阴转瞬即逝，抚今思昔，感慨万千。我想到那首蒋士铨的《水调歌头》：“几见珠围翠绕，含笑坐东风。闻道十分消瘦，为我两番磨折，辛苦念梁鸿。谁知千里夜，各对一灯红。”咫尺千里，阴阳两隔。她渴望得到的平安生活在哪里？我当年许下的诺言在哪里？无声无息，静寂中热泪潸然而下。
9、泣血“天堂
2000 年元旦，休息了一天就开工干活了。1 月 3 日大量的“天堂”雨伞等着完成，大家匆匆吃了晚饭就接着赶工。场地窄小，我将蒙好伞面的半成品搁在“蒙古包”（注，每天起床后将二十几条被子叠在一起，外面用毯子蒙上，以利观瞻。押犯起名“蒙古包”）上。
5 点半左右，垒得高高的雨伞突然滚塌下来，周围坐满干活的人。情急之下我赶快伸手去阻挡，不料滚下的雨伞撞在我左手撑开的伞架上，而那伞架的伞骨不偏不斜直插我耳膜，只听“啪”的一声，满世界的立体声变成了单声道。一阵阵的疼痛随之而起。狱友见状，急急地欲将此事告诉看守，以求救治，却没有看守在岗。过了近两个小时，值班看守来了，狱友向他报告了我被扎破耳膜的事。那看守将信将疑，问谁看到了，最后表示，今天暂且熬熬，明天送医院去看看。
第二天早上，主管看守来了，带我去看守所医务室。那医生说耳膜上有米粒大的小孔，便拿来一副手铐，将我铐上，由几个警察押送去了庆春门外的劳改医院。颇感意外的是，就在医生给我开处方时，有个警察竟利用我的处方为自己开了两瓶“舒乐安定”，须知，那种药是看守所和监狱的禁药，这警察胆子也够大的。由此可见警察纪律之松弛，法规之懈怠。配去的消炎药服了不到三天，我便送去浙江省第六监狱服刑了。
“天堂”牌雨伞至今仍在各个看守所和监狱大量地加工生产。据说，“天堂”牌雨伞外销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很受欢迎。当那些绅士、淑女人手一握，步履盈盈时，是否会想到在那阴暗的角落，遭受着身心双重苦难的劳役者的怨愤。那是一种违反人道、违反国际法的强迫无偿劳动，那是一种没有劳动者任何权益的役使。中国的良心犯、政治犯也在此列。无疑，纵容这种邪恶的行为，本身就是对人类良知的亵渎。凝满劳改犯血泪的劳动所得，如果不是成为公安看守的灰色收入，想必都成为共产党的“党产”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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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3 月 5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