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虞夫：践行者——我的民主之路（五）
8、再见母亲
下个月，母亲在妻子的陪同下来监狱看我。苦命的母亲，在她的一生中经受过多少打击啊！命运对她的善良仁慈，她的勤劳正直却没有给过好报：她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诬陷毒打，愤而自杀；丈夫因为曾在国民政府总统府任职，也在“清理阶级队伍”时为维护自己的尊严而以死抗争；如今，大儿子也因为追求理想而锒铛入狱。她益显苍老，她忧心忡忡，她没有担心自己七十六岁的高龄，却担心我严重的高血脂和冠状动脉肿瘤，她怕我抗不住七年多的刑期。毕竟我家已经有三代祖孙不见面了，我父亲没见过祖父，我没有见过祖父，我儿子也没有见过祖父，难道这个悲剧还要继续吗？
母亲关切地问我，里面饭能不能吃饱？她以母亲的关爱抱怨说，为什么别人没坐牢，你来坐牢呢！她一定听别人说了，有个别圈内的人，总是很安全，留在外面为当局做控方证人，在许多民运人士身上扎下刀子，换来自己的安全。可是，我知道，深明大义的母亲能理解我的心情。我想到了希罗多德《历史》一书所记载的古老斯基泰民族的献祭，他们献给神的是部落里最好的人和物。我为自己有幸选为神圣事业的祭品而感到荣幸和自豪！那些人能有这样的价值和机会吗？我对母亲说：“为什么我不来坐牢而将这么好的机会让给别人呢？你有六个孩子，就献一个给国家吧！我已为这一天准备了许多年。”我早就把儿子送去奶奶身边，借以替换自己，以消除母亲的晚年寂寥。
我对母亲说：“娘，我坐牢并不可耻。可耻的是抓我坐牢的政府，他们那么怕我就是证明。”母亲说：“我知道，我知道。你在里面要管好自己的嘴巴，祸从口出啊。”经过了大半辈子共产党统治，母亲也如在一个又一个运动中胆战心惊度日的中国人民，恐惧已经成为常态。我不忍心再让她担心，就顺着她说，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我准备在里面学习一门外语，让妹妹下次带一些日语书来。母亲的担忧减轻了，在结束会见时她拿给我亲手翻制的蚕丝绵衣和妹妹们送给他服用的营养品。儿行千里牵母心啊，如今我将远行，那是漫漫的七年征程，那是充满邪恶之火的荆棘路，有慈母的关怀，有妻儿的祝愿，我的步履一定稳健而有力，我的信仰之火决不会熄灭。
母亲回家后一直为我的健康担忧，她听说坐牢的人可以保外就医，就托人写了报告，让我妻子送去监狱管理局，他不知道，在这个社会里，许多事是由潜规则决定的。共产党的法律并没有铁定的标准，否则，社会哪能腐败至此。
9、劳动改造
每天，犯人都带去隔壁院子做手加工劳动。那是一长溜监房，将后面天井与围墙间盖个披顶，下面便成了作坊。极为简陋的所在，两列破旧的水泥双人床架便算是工作台了。虽然屋顶和围墙的连接处用纸板和塑料纸遮得严严实实，寒冬的穿堂风还是吹得人直打哆嗦。身上可以多穿衣服，手脚和裸露在外的耳朵长起了冻疮。脑动脉硬化的我，缺少头发庇护的光头被冷风吹得胀痛难忍。有一个名叫朱生的年轻人总喜欢坐到我旁边，悄声与我聊天，我对他说起头痛的事，他立马将自己的帽子摘下来送给我，他说自己可以再去做一顶。在谈话中，他告诉我，他是海宁人，曾经因为组织中国工人党被判过 8 年刑。后来他调去省二监服刑，遇到祝正明谈起过与我相遇的事。
听严管组长在问别人，有没有懂汉语拼音的，监狱教育楼需要教拼音的扫盲老师，问了几个人都不会，我想自己在年轻时喜欢写诗，还好好地专门研究过声母、韵母，便接茬说我懂，没想到，他朝我瞥了一眼说，你再懂也不能去教书的。
我干的活是做塑料夹子，监狱里根据来料的数量，定出每人每天的任务，20 至 40 公斤不定，考虑到我的年龄和体质，我的任务减半。几十年的习惯，使我对工作十分认真，给我的任务我总是超额完成，没几天我的拇指、食指和中指就磨出了老茧。狱方明里暗里告诫其他犯人不准与我讲话，可是对那几个当地的老犯人，没有什么约束力，因为他们对所谓的几大组长都知根知底，了解他们无非是花了几个臭钱才买到了现在的位置，不太买帐。更何况除了劳动组长，其他组长是不用到工场来劳动的。另一个姓凌的也喜欢与我聊上几句，谈起他的案件，他感慨万千。他们夫妻原来是要被判死刑的，手铐脚镣戴了近两年，经过他顽强地上诉，最后他改判了无期徒刑，他妻子改判十五年。真悬啊，他说“共产党简直是草菅人命！”据说，他后来也花了些钱，到严管队去做“二警察”了。
监狱里的劳动与看守所不同，晚上要加班，但是到 9 点以后有夜餐，如面条，劳改饼（监狱伙房自制的面饼）。第一次吃夜餐，那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呼啦啦拿着碗一哄而上，把面桶围得水泄不通。我拿着碗一直等着他们散去，可是，里边的四川人招呼四川人，贵州人招呼贵州人，一转眼，桶里就空了。值班的邱姓狱警见状，立即叫劳动组长给我打一碗，过后还问我要不要再添了。没几天过年了，因为有定单要完成，所有的新犯人吃完年夜饭继续加班，不到 8 点，严管组长来将我带回监房睡觉了。从这几次的照顾和优待，可以看出，如那个柳宗元的著名故事一样，狱方老虎一开始有点把我这头驴看成怪物，要是就这样下去，可能就没有我写回忆录的素材了。
其他的新犯人在 2000 年的整个除夕都加班到天亮，这也算是守岁吧。我回到监房，只有周郭海组长和我两人，空空荡荡、冷冷清清，我看到西南角的小会议厅里有人出出进进，好象在放电视，就拿起小凳子过去看。一坐下，看到屏幕上映出《肉蒲团》字样，接下去就有了更“精彩”的内容。我留心了一下现场，只见黑压压的一片人头，个个血脉贲张，“呼察呼察”的粗重呼吸声几乎将画面音响压下去。我实在是大跌眼镜，悄悄问旁边熟悉的老犯人，这是哪里搞来的碟片，谁有这么大的胆子，他说这是老大（入监队特称邵明德为“老大”）搞来的。我说不怕被“人民政府”（监狱里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对狱警的称谓）看到吗，他说，老大这会儿就在大门口值班看着，没事。
10、点名大会
三天后，年假结束了，根据惯例，要将犯人集合起来开会训话，这种会在监狱里称之为“点名”，我不解此意，就问老犯人（我一直信奉孔子的“子入太庙每事问”，以便长长见识）。老犯人说，以前开会就是杀鸡儆猴，总要点几个劳动改造差的人，当场惩罚。因为点到名字就要站到前面去，大家就将开会别称“点名”了。亭子里摆着一排桌子和椅子，所有的犯人按小组整齐地坐好，主席台上迟迟没有人入座。那年的年节气候不好，我们坐在院子里，被冷风吹得簌簌发抖，组长和关系户当然都躲进监舍里去了，大家缩着脖子跺着脚，无可奈何。半晌，入监队的指导员刘爱华满脸通红醉醺醺地从老大的房间走来，邵明德端着杯子紧跟后面。看得出刘爱华在努力控制着自己，放慢语速，让僵硬的舌头能表达他的意思。监狱工作十分无聊，有许多人都好这一口，还有为数不少的人酗酒成性，生出事来。
如有一个绰号“周大兴”的狱政科干事，人称“全频道”，嗜酒如命，每饭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狂，多次醉酒斗殴，打伤他人，一般打伤的是老百姓也就没事，有几次打得严重了，就给“警告”，前不久他将一个新来的狱警打断了鼻梁，被摘掉了一颗星。我问，那不是故意伤害——犯罪吗，那人回答我说，周大兴有亲戚在上面做官，换别人该开除好几次了。
说起“点名”，有人给我讲了一件事，八监区——专门做缝纫，又称“服装中队”——几个头头互相争权夺利，各不买帐，大家抢着“点名”，你“点”了我“点”，就连普通的带队小警察也要点点名过把瘾，弄得犯人叫苦不迭。因为劳改犯平时加班加点，劳动任务很重，碰到难得的休息天，想给家人写写信、看看书、看看电视，却被集合起来受训，一训就是半天，正是苦不堪言。
当然对于那些警察来说，平时他们在社会上被人看成是“牢头禁子”、“狱卒”，在外面在家里都活得很窝囊，在监狱里贪贿的分配也十分的不均，他们需要一种平衡心理的方式。虽然坐在前面大放厥词，说了一些啥自己也不明白，但毕竟在使用着公权力，望着下面那一大片诚惶诚恐的听众，成就感油然而至。更有现实意义的是，让那些犯人看看自己的威风，没准儿有人会到自己这儿来烧烧香，捞点实惠。顶不济，也可以将这种“点名”作为排遣无聊的娱乐来享用的，强煞百无聊赖地坐在值班室里抽烟、发愣。我后来分配到监区后，就有亲身体会了。我是一个最忠实的受众，我每次都非常认真地捕捉他们训话时的每个语气词，观察他们的每个动作，分析他们的用意，洞悉他们的心理。参加点名是我了解劳改的极佳途径，使我受益非浅。
刘某在讲话时，有一批新犯人在几个组长的带领下，挨组搜检“违禁品”——非改造必需品，如香烟、打火机、随身听收音机，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几个关系户老大的专用房间里什么都有，但那是狱方罩着的。后来，换了头儿，我们的严管组长被搜出了手机，邵明德有一只大型冷藏柜，里面藏着三只手机，据说那阵整顿光是鲜肉就搜出了八百来斤，当然并不是邵明德一个人的，在其他监区也有关系户。我听邵的马仔耿某在和别人说，李姓头儿上台后洗牌是为了自己捞好处，因为不敲打敲打，那些关系户都客气当福气，不肯主动烧香。我想大概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吧，后来在我的监区里也确实看到了这种事。不过还有其他犯人告诉我，这个李某确实比较清廉，他有姐夫在北京司法部当大官，他前几年曾经下海做生意，看到生意场上一片混乱，赶快退身上岸。我没有和这个姓李的主管改造的副监狱长打过交道，但是，在我入狱后的一年多他当政的时期，除了暗暗的严密控制，狱方没有对我实行特殊恶劣的迫害，我宁可相信后者的话。
11、一场风波（上）
每天浩浩荡荡的劳改大军涌进简陋之极的工棚，各就各位在矮凳上坐下，棚子里一片嘁嚓嘁嚓的加工声，腾起阵阵灰雾。平时我们每天从早到晚重复着同样的工作——将一只弹簧装进两片塑料里去，那天，也许是出口任务紧迫，竟要我们将做好的夹子包装起来，每二十只一封装到塑料袋里去，然后再在每只袋里放进一张法语的商标纸。也许是运往法语系国家，也许是冒牌法语系国家生产的。为了假冒是正式生产的商品，旁边专门指定一个犯人写工号，就象是检验合格的产品。
有一个名叫杨迪灿的诸暨胖子，原先是诸暨某粮管所的小干部，因为受贿案发被判了十几年，他平时不干活，总是不近不远地出现在我的周围，这里搭讪、那里聊天，两只眼睛却滴溜溜地盯着我，我很怀疑他的身份，但又怕自己过于敏感，便想搞个小动作验证一下。商标纸印刷精美，纸质精良，背面十分光洁，我拿起笔来，随手在商标纸背面写上“CDPHangzhou”字样，随即，纸片和塑料夹一起装进纸箱。这时，那个胖子突然出现，他急匆匆地唤来另二个叫何小宝、唐小方的诸暨籍犯人（证实了这俩人也负有监视我的使命）将那只纸箱端走，我终于证实自己的怀疑。剩下的就是如何应对了。
一会儿，周郭海匆匆赶来，将我叫去堆货的仓房。他用手指一下高高的纸箱问我：“你认不认得出，写过字的是哪只箱子？”我本来就在纸箱上作了标记，不会认不出。可是我却没有找到那只纸箱。周郭海问我：“你没有找到那只箱子吗？”我说：“这里没有。”周说：“你肯定这里没有？”我说是的。周不响，转身从门后的桌子底下拖出一只纸箱来——正是那只纸箱。（我一直想不出，周当时为什么要做这样怪异的举动。是否他不甘心被杨迪灿夺了头功，也想有所“建树”呢？）周将纸箱端到门口，要我将写过字的商标纸找出来，我毫不费力地将十几张纸找了出来。周一把攫起，径自找警察去了。
我静静地等待着风暴的来临，可是似乎什么也没有出现。徐敏来了，态度和蔼，笑容可掬。他将我叫到亭子旁的水泥圆桌边坐好，以非常温和的口吻问我，那几个字母是什么意思。我说没有什么意思，无非是随便写写。他说一定是有意思的，和你那判决有关系吧？我带着更和蔼的笑容告诉他，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他渐渐收了笑容说，你不要给我为难。我摊摊手，不再开口，脸上一付无所谓的神气。事后我听说，有一个叫陈可平的东海舰队军干子弟，因为诈骗被判无期，此人懂英语，徐敏将那纸片给他看，他一看到这几个字母就说这是“中国民主党”（the Democratic Party of the China) 的英语缩写。徐敏拿我没辙，后果很严重，他与其他几个“大组长”在一起商量，准备将我送到特严队去修理。正好被绍兴籍犯人许军听到，转告了我。
12、一场风波（下）
第二天晚饭后，严管组长叫我拿好小凳子去教育室，我顺便带上刚刚从上海退回来的《入狱通知书》前往。在教育室里坐着邱警察和另一个小脑袋，的溜眼睛的人，剃一个短短的平头，两撇小胡子，两眼透出几分鼠光。邱警察向我介绍那人姓刘，是什么保卫科长。那人的小圆眼睛打量着我，半天没吭声。还是邱警察打破沉闷，问我，最近情况怎样。我便拿出那封本应在我入狱后半个月内寄给我家属的《入狱通知书》给他看，我说我与上海没有半点关系，怎么将通知信寄到上海去了呢？监狱怎么对服刑人员这么不负责任呢？邱警察将那封退信接过去，抽出里面的通知书交给我，把信封收下了。这一招很聪明，那信封留在我这里就会成为他们官僚颟顸的证据。
邱警察话题一转，又问我，那纸片上写的字母是什么意思。我微微一笑，说：“那没有什么意思，我是写着玩玩的。”邱警察说：“其实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不过，还是你自己讲比较好。”我于是说：“那是几个缩写字母。”那个小眼睛一下子不转了，盯着我立即抢着说：“对！就是缩写字母，那是什么意思？”我还是腼腆的一笑：“说出来不好意思。”小眼睛睁大了：“别不好意思，跟我们讲，讲出来就没事！”我犹犹豫豫、迟迟疑疑地不回答，小脑袋更急了，嘴唇动着却没有发出声音来。还是邱警察谆谆善诱，不紧不慢地继续发问。
2025 年 2 月 1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