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虞夫：践行者——我的民主之路（四）

（五）判决

6、母亲

看守所的院子里调来了许多辆警车，经一阵忙乱，我、毛庆祥、徐光分乘三辆囚车（因为起诉书上我是第二被告，吴义龙关押在省看守所，我就排在了前面），由一辆“呜呜”叫着、狼奔豕突夺路而去的警车开道，向着城河下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驶去。

根据惯例，今天，我们的所有朋友都被关进公安局，直到审理结束。少年宫广场靠近中院的地方站着许多闻讯而来的市民，囚车拐弯减速时，我看到张建华（时任上城区公安分局政保科长）穿着便衣，夹着皮包，在雪松树下驱赶着围观人群，被赶开的人又聚在马路对面不肯散去。城河下路口离法院还有数百米的地方已经封锁了，一辆清洁车被堵在外面，清洁工人正在向警察请求着什么，我们的车队风驰电掣般经过。

突然，我看到了母亲，颤颤巍巍地站在法院门口张望着，妹妹小砚紧紧地搀扶着母亲，囚车猛地减速右拐，滚滚气浪夹着灰尘向母亲身上扑去，吹乱了母亲一头白发。一种莫名的情绪从深心奔腾而出，我禁不住大喊一声：“娘！”两旁的警察一下子紧张起来，往中间夹紧我，一面喊着：“不要叫！不要叫！”

囚车一直开向里院才停下，我下车环顾周围，已经看不到母亲，几个法警急匆匆将我向里面推去，里面似乎是一排附属建筑，靠外侧是用铁栅栏围起的羁押处。我们三个人分别羁押在里外间，以防我们见面。吴义龙从省看守所押来，在经过我面前时，我对他说：“吴义龙，光荣的时刻已来临。”这是《马赛曲》中的一句词，吴义龙显然听懂了，扬起头朝我粲然一笑。在铁笼外有腋下夹包的便衣得意地来回走动着，看我们的眼神，似乎像看着战利品，或者更像是看着一沓沓的奖金钞票。从那里我看到了猥琐。

从我所站的角度向里面望去，走廊左侧，小审判厅对面的一个小房间里有人调试着监控设备，似乎有官员模样的人在坐镇。有一个年轻法警趁人不备，悄悄走到我身边，说他对中国民主党很想了解，问我是否可以告诉他有关网站。遗憾的是我已经被抓多时，无法给出答复。

现场明显有一种作秀的感觉，大批的法警一面聊着天，一面调整着皮带装束，嘴里在嘟囔着：今天特别一本正经，这样要求那样要求的，这种装束好久没上身了。

7、恶法

出庭的时刻到了。法警押着我们依次进入。我进入小审判厅时顺便向旁听席扫了一眼，明显那些坐着占位子的是单位安排的人员，在人群中间我看到了妻子、母亲和毛庆祥的妻子胡晓玲。在旁听席与我们之间坐着一排法警。我的右边是吴义龙，左边是毛庆祥，毛庆祥的左边是徐光。我们早就对今天出现的事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决心以和平、理性的方式面对一切，我们坦然而从容。

我要法庭给我找一张椅子来，傅樟绚叫我身后的法警去拿来，事后证明我的要求是十分正确的，公诉人和法院一搭一档，一唱一和消磨着时间。而所谓的被告们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站着。最苦是吴义龙，患有小儿麻痹症的他，以一条健康的腿坚持着。我想这是需要极大的毅力的。只是我一个人坐着，我感到微微的不安，但是我没有勇气向法庭提出来。大约三四个小时后，毛庆祥向法庭提出要坐下来，我这才松了口气。后来将我带出去，一个一个审理之际，有一个法警对我说，你看，我们对你很照顾，吴义龙都一直站着。其实，要求坐下是我自己争取的权利。但是法警的话使我捕捉到这样的信息：一、他们对于执行这样的恶法也需要寻求心理的平衡点；二、他们已经从我的脸上看出我的桀骜不驯，略作安抚以防不虞。大家都以很认真的态度对待法庭的“审理”，我因为早就被公安告知内定了刑期，只是冷眼看着他们。

所以，只有我脸上挂着嘲讽的笑容，眼睛一刻也没有从傅樟绚脸上移开，也许他已经从闪避的余光中看到了我的嘲讽神情，但是他在长达六、七个小时的“审判”中一直没有勇气与我对视上哪怕一眼。假程序在装模作样地进行着，张哲峰背着整段整段的教科书以打发时间，后面的“旁听”席上传来压抑的哈欠声。我从张哲峰的“公诉”上听懂了，我们中国的所有《宪法》条款必须服从“宪法前言”，只要违反了（或被认为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这部《宪法》的一切条款就都不存在了。试问，当今世界哪里还有这样的恶法，而中国的十三亿人民就生活在这样的恶法之下。就这样，假程序更进一步成了恶程序。

记得 1998 年我多次因为中国民主党事件被抓，抓了放，放了抓，北京高层患得患失，既想不要坏了自己的面子，以便名利双收，又害怕“垮掉只是一夜之间”（邓小平语）的政权受到挑战。弄得办案人员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以至于某一次对我说了实话：“抓你放你都是高层的事，他们叫我们抓，我们就抓，他们叫我们放我们就放。”所以我也明白，区区一个地方法院，哪能随随便便给“中国政府”背上人权包袱。1999 年，北京、武汉、杭州三地分别给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判了十三年、十二年、十一年。当时第一批判的是徐文立和王有才，我料到秦永敏肯定是十二年，果然不出所料。今天的判决我已经了然于胸。我悄悄的和毛庆祥打招呼，指指吴义龙，用两个食指交叉成“十”字，点点自己，在腿上画个“8”字，指指他，在腿上画个“7”字，又指指徐光，伸开一只手掌。

8、如此“法庭”

法庭上还出现了一幕可笑的场景，我的辩护律师害怕得罪了台上的人，就将我的责任推向毛庆祥，而毛庆祥的辩护律师也基于同样的原因将毛庆祥的责任推给我，毛庆祥听了很不受用，埋怨起那个律师，我对他笑笑说：“这本来就是演戏，你何必当真呢？”（这件事后来被郑刚大肆宣扬，说我和毛庆祥在法庭上互相推卸，互相指责。与我们几十年的坚定信仰相比，郑刚又算是什么东西呢？可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出狱后偶然看到郑刚与张建华的名字双双出现在《天网恢恢恶人榜》上，看来他只能与共产主义共存亡了。）

下午，轮到我作最后陈述了，我便拿出准备好的那篇稿子念起来，我不时抬头瞄上一眼傅樟绚，只见他浑身不自在，身子晃动，脖子乱转，两只眼睛在向我周围的法警不停打量，似乎在暗示着什么。终于他熬不住了，突然打断我的发言，叫起来：“不准进行人身攻击！”我反诘他：“请问，我攻击了谁，我对谁进行了人身攻击？！”傅樟绚不回答我的诘问，气急败坏地叫着：“法警，法警，把他的辩护辞缴上来！”身边的法警就一把夺去了我的发言稿。我强忍着愤慨对傅樟绚说：“你剥夺了我的权利！”出庭前，我曾想到这个人会这样做，因为在他们眼里，我们是待宰的祭品，本来就应该像张志新一样割断喉咙，他们的欺骗宣传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看穿，他们以暴力维护的权威已遭到越来越多的人们质疑，他们害怕我们的声音，害怕我们说出真相，他们十分虚弱。然后傅樟绚宣布休庭，法警急匆匆将我们推出法庭。

在上警车之际，我回头看见妻子正匆匆赶来。便想等一下与她打个招呼，毕竟分别多时，今天难得见上一面。法警一看我停了下来，立即慌张起来，一边一个按住我的头往车里推，我干脆两脚伸直，挺起身子，一米八的个子，任他们怎样用力也推不进去。他们始料不及，趁这机会我妻子关照我：“注意身体，常常给家里写信。”进到车里，法警大大松了一口气，还拿给我一瓶水和一只面包，从早上到下午三点多没有吃一点东西，待看到食品才涌起一阵饥饿感。

回监舍后，笼头和大家纷纷要我讲述出庭经过，并不是大家特别关心我，而是几乎每个人都要经这一关，希望对将要经历的场景有一个感性的准备。更何况里面的日子实在无聊，我的介绍可资谈兴。

9、“你要坚强”

监房里仍旧每天在作着手加工——圣诞小挂灯、塑料花、棉签，有的塑料部件在水里浸过，干完活，笼板上湿漉漉的，劳动任务也随着年关临近越来越重。为了提高产量，保证质量，生产厂家还派来一个女工，一个笼子一个笼子地隔着铁栏指导。笼头让我坐到铁栏边上去，与女工商量，带一包香烟进来，这是一个非常敦厚的农村女孩，虽然来到地狱却没有惊觫之感。她说自己在厂里也是做苦工的，还让我看了被化学品腐蚀的手掌。第二天，她果然给我们带来一包“555”牌香烟。

每天的活越来越多，笼头有些不耐烦了。那天，“劳动班”又来分料，笼头对他说，我们这里关着政治犯，这种劳改产品被政治犯捅到国际上去，以后就不能出口了。“劳动班”看看笼子外挂的牌子上确实写着“政治犯朱虞夫”字样，又朝我将信将疑地看了一眼，就不再向我们这里发料了。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前面的三间笼子是专门关押重刑犯的，可以不劳动。只是大家认为不做点事时间难以打发，才揽活干的。

1999 年 11 月 9 日下午三点多钟，突然，看守来通知我出庭。于是匆匆找外衣（平时在笼子里是不准穿外衣的），匆匆赶往法院。在上次的羁押处，铁栏外的法警互相在议论，这么迟将他们叫来都感到很突然，原本以为今天没事了。

法庭只是宣读了《判决书》便了事。但在念完判决时突然我母亲在后面的旁听席上喊我的乳名：“金将，你要坚强！要坚强！”这就是我的母亲！正是这样的母亲使我不敢从萧山遣送站临阵脱逃，使我坦然面对人世的苦难，使我选择一条自己认为是正确的道路一直走下去，义无返顾。法庭显然在开庭前宣布过纪律规定，但是母亲用自己的方式对他们的卑劣表示了抗议。

知儿莫若母，我从小优柔寡断，与人无争，对任何暴力都不曾反击抗争，一味隐忍。自小母亲就经常教育孩子“男有刚强，女有烈性”，在严酷的政治运动中，母亲的大半辈子颠沛不宁，“文化大革命”又残忍地夺去了她父亲和丈夫的生命。在最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母亲一人抚养着六个孩子，今天，当他的大儿子锒铛入狱，带给她的伤害可想而知，但是她仍在为我担忧，她仍在鼓励着我。这种鼓励让我经受住了黑狱酷刑，终于生还，这种鼓励还将继续鞭策我为理想而努力奋斗。听到母亲的呼唤，我不知怎样安慰她，只是说：“七年很快就会过去！”没想到，比七年更快的是母亲的风烛残年。四年后母亲去世，留给我的是绵绵无尽的风树之痛。

10、“抗议！无罪！”

法庭的判决与我的估计有一点小小的差别，吴义龙被多判了一年——十一年。10 月 25 日第一次开庭，吴义龙现出了极大的勇气，把所有的事都揽在自己身上，记得那个女公诉人在庭上说：“我们以前问你，你都说不知道，今天你都说是你做的。”可能是他们的威权受到了挑战，恼羞成怒，就临时决定加上一年，北京这点一年上下的“自由裁量权”总得给吧，否则也太那个了一点。毛庆祥曾经因为 1978-1979 年的杭州民主墙事件被判刑入狱，这次算是“重新犯罪”的“屡犯”给加了一年刑，搞成八年。我在法庭上的表现最差，一度动摇，希望少判一点，法庭给予我“奖励”——只判七年。不变的是徐光，正好五年。最冤的也是徐光，比起其他没有判刑的中国民主党成员，徐光实在付出代价太大。（出狱后，再见徐光，他已经非常成熟和干练，在狱中他也承受了无法想象的酷刑，地狱之火将他百炼成钢。那些愚蠢的办案人员可谓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审理”结束，法警们急匆匆用力将我们往外推，似乎是按惯例将我们推出去立即枪毙。推到后面，法警将我们关押在一起，拿出一份什么东西要我们签字。先叫吴义龙签，吴义龙昂起头，表示拒绝签字，我看他的神情，酷似俄国画家列宾那幅著名的油画《拒绝忏悔》，吴义龙就像那个临刑的革命者，满脸的嘲讽与不屑。然后，该毛庆祥签字了，法警将我们的手铐打开一只，同时有人将钢笔递过来。毛庆祥还在与他们陈述着什么，我看到旁边的笔，拿起来就在那份什么东西上写“抗议，无罪”，当时旁边那人正向后靠，把他的位置让给摄像的人，我写到“罪”字时，那人突然意识到我的名字只有三个字，立即冲上来夺我的笔。这一切都被摄下来留在了他们的档案里。我听到毛庆祥在与法院的人讲，我们是 6 月 19 日抓起来的，为什么关了近三个月的时间不算刑期。法院的人讲，这事说得清楚，以后到了监狱也可以提出来。（后来到了监狱，再也没人管了，一拖再拖，最后说这事你们出去后也可以提出来。在这个制度下只能由他们横行了，好在这个制度绝不会长久。）                                   

11 、WTO

在押解回看守所时，对我们的看管已经比较松了（反正刑已经判了，假程序已经走过了场，这“天”字号重案的奖金也基本上没有了悬念，他们一块石头落了地）。毛庆祥、徐光与我谈起上诉的事，我对他俩说：“民运既需要烈士，更需要战士，希望大家能少坐几年牢，早点出去做些事。”（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漫长而苦难的牢狱生涯里，他们是如此坚贞地怀抱着自己的信仰。我与徐光因为狱方不给减刑自不待说，毛庆祥在狱方的减刑诱惑下仍不愿改变自己的信仰，誓不认罪以换取早日出狱，令人肃然起敬。行文至此，我没有吴义龙的任何消息。这是后话了。）

回到监舍，我拿出《判决书》看了一遍，骇然发现，我们的《判决书》上签着的时间是 11 月 2 日，离我们开庭只有一个星期，关了那么多人，取了那么多证，“审理”了那么一个大案，却只用了一个星期，可见“效率”之高。但是既然 11 月 2 日已经“审理”结束，为什么又再等待了一个星期才“宣判”呢？为什么等了那么多天，又要匆匆忙忙地赶那个下午快下班了的“黄道吉时”呢？难道没有明天了吗？

就在我百思不解的时刻，我听到走廊上的广播在播发一条消息：美国 WTO 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今天晚上到达北京。哦，我惊讶不已。——11 月 10 日 -11 日，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和美国总统助理斯珀林访华，中美将进行新一轮双边谈判。这就是今天突然将我们提出去，匆匆宣判的原因。这不是试图制造人权障碍，阻挠入世，并最终将责任推给国际社会的卑劣做法吗？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暴露了他们的真实面目：当局缺乏自信，将方兴未艾的全球化看成是洪水猛兽，害怕自己垄断的、不容竞争和挑战的权力在普适标准的阳光下冰消雪融。煞费苦心地拖延、阻挠加入 WTO，却在公开场合作秀：“我等了 XX 年，等得头发都白了。”这就是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他们哪里考量全中国人民的福祉。

在那些日子里发生了许多当时我们无法知道的事。我不能看报，笼头从隔壁死囚牢里偶尔借几张报纸过来，看到我探头探脑的样子，就悄悄对我说，看守关照过，不能让我看报纸，但他会将我感兴趣的文章露个标题让我看一眼。11 月 15 日从走廊上的广播里听到，中美就中国加入 WTO 达成了最后协议。这对于老百姓实在是一件好事，多少年来威权政府要求人民勒紧裤带“穷过渡”，为了那个虚幻的“共产主义”理想，强迫几代人放弃现实的需求。请看邓小平的“理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艰苦不懈的努力，跨掉只是一夜之间的事。”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传到现在是八十代，也就是“几十代”，这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要大家“艰苦不懈的努力”几千年，那未免包藏祸心不可告人吧。五十几年来有多少无辜生命为了这个政权在匮乏、饥饿中无助无望地死去。在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年代，追求免于匮乏的权利是“资本主义”，是“犯罪”，有多少人因此被迫害致死。加入了 WTO，垄断将不可逆转地被渐渐打破，市场经济将带来现代游戏规则。共产党关起门来一手遮天的日子不会太久了。

12、对话之旅

记不起是 17 日还是 18 日，笼头悄悄将《杭州日报》第三版翻给我看，通栏标题大约是安南访问北京，副标题我清清楚楚看到：安南说：政治权利与生存权同样重要。

虽然我没有能看到全文，但是，这句话带给我一个强烈的信息，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政府公认违背自己签署的国际公约，审判中国民主党、镇压民运表示了抗议。毕竟我们的行为属于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范畴，毕竟我们是为了争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才被捕并被判重罪的。由此我也知道安南先生为恢复我们的人身自由在作枉然的努力。

据后来有人对我说，安南先生在 11 月 14 日至 17 日的访华被中国政府称为“对话之旅”。当然，这种对话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断断续续，成为中国政府要挟国际社会的一个手段，动辄停止对话，纵然开展对话也是鸡同鸭讲。依照共产党的一贯本质，这种所谓“对话”几乎没有任何收效，唯一的效果就是拖时间，为这个政权积蓄“埋葬资本主义”的实力，就像它曾经在抗战中做过的一样。江泽民 11 月 17 日竟然厚颜无耻地表示“中国始终支持并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一直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事业”。事有大谬不然者，莫过于此了。

大家决定上诉，因为同一个案子，只要有人上诉，便要一起等待结果再解送监狱。我已经知道，上诉不会有任何改变，无非是假程序中的另一个环节。但是，看守所笼子里实在太阴郁压抑了，有一次出去转转的机会也很好。再说，有机会再看看那些“法官”们的嘴脸，或许会给我带来一些日后写回忆录的素材。我便向看守要来纸笔，写起上诉状来。

（六) 上诉                                   

1、《在野党》

《在野党》是一份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内部资料，由毛庆祥起名并与王荣清主办并印刷发行。祝正明、吴义龙、李锡安、厉坝根、王金波和我都曾参与过编辑工作，其主旨正如舒啸所说：“争取民主权利的过程本身，就是宣传民主政治理念、扩大民主思想影响、争取民众支持的过程，它对于民主运动的长期发展而言，具有厚积薄发的性质。”

《在野党》每月一期，以 1999 年第九期为例，既选编了鲍彤、许良英、洪哲胜、舒啸等国内外著名专家的文章，也选编了张诒达、徐光、我（笔名“师哲”，一则以王希哲为师之意，二则自命为民主“使者”之谐音）的评论。更选入了两篇当年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社论，让共产党温故而知新，让大家看看共产党在没有获得政权时是怎样用动听的“民主”幌子来欺骗全中国人民的。该期还录入了当月民主党的部分文件文告。大约在编辑第三期时，选用了一篇魏京生先生的文章，当时没有仔细阅读，待印刷装订完成后，王荣清发现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联合起来，共同参与废止一党专政制度的伟大事业”。王荣清与毛庆祥商量后，看到这句话正好处在最下面一行，就建议大家将这句话撕掉，大家七手八脚用了半天时间总算撕干净了。可是，我至今仍想不通，为什么公安那里拿到的仍旧是完全本，提供给检察院，作为控告我们重罪的依据。

我的《上诉状》首先对这句话进行了辩解：如果共产党实行的确实是一党专政，那么，我们反对一党专政没有错，更没有罪，因为共产党本身也一直反对一党专政；如果共产党没有实行一党专政，那么，我们反对的是不存在的东西，更不构成犯罪。共产党从来都没有说自己是一党专政，它声称自己是多党制，是“多党合作制”，正是那些办案人员认定共产党是一党专政，而且一党专政是好东西，所以才认定我们反对一党专政是犯罪。

其实，我明白这是一个走过场的假程序，我们的上诉完全是枉然的，在没有司法独立的地方，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今天，公检法司都是共产党的工具，你还能向他们要公道吗？北京当局必须镇压我们，早在一年前江泽民就恶狠狠地说过，要将我们的组党活动“消灭在萌芽状态”。更有传说，他还进行卑劣的仇恨煽动，说什么，党禁一旦开放，就会“党无宁日、国无宁日”，而且他又祭出了多年隐藏不用的声名狼藉的“阶级斗争”法宝。

2025 年 2 月 27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