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虞夫：盗火者——杭州“七九”民运回忆（上）
为盗回被宙斯窃据的火种，触犯天条的普罗米修斯受到天帝的惩罚，在高加索的悬崖上被紧紧束缚，凶恶的猎鹰啄食着他的肝脏，使他承受无尽的痛苦。然而，他无怨无悔。今天，当我回忆起 20 十年前的一切，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不断在我眼前显现。在恶毒的天条的诅咒下，你们现在好吗？盗火者们，你们是否还热情如旧，是否还记得当初的一切？我试着记录下雪泥鸿爪的片段，以冀抛砖引玉。
一、“79”民运在杭州的兴起
1978 年大约是 10 月底，我去金钗黛巷杭 5 中宿舍朋友陈维健家。好多以前认识的朋友都在：吴报建、章某某，还有几个面熟但叫不出名字的。大家脸上都有一种兴奋感，似乎在我进去以前热烈地谈论着什么事。
我原来在抚宁巷小学读书，四年级转到了木场巷小学。我初小的同学有很多是陈维健的中学同学。陈维健的母亲万老师又是一个极为慈祥的人。陈维健的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家境一直不好。一些较优秀的、知识份子家庭出身的学生经常去他家交换书籍、交流思想、谈论对时局的和中国前途的感想，日复一日自然成了莫逆之交。
陈维健体魄强健、生活严谨、不苟言笑，逆境中的生活养成了他喜欢深思，以自己的价值观念来评判周围的是是非非。在人性被极端扭曲的时代，这种独立的人格真可谓凤毛麟角。他当时以“可教子女”的身份在码头从事非常繁重的装卸工作。
事后知道，陈维健和他周围的朋友们，在听说北京西单民主墙的消息后，已经多次以“郑石鸣”（郑奋、鲁石、民鸣）的联合笔名，利用上夜班的机会，在路过湖滨（现解放路百货商店新旧楼交接处）时，张贴了《国民性一瞥、二瞥》等反专制、倡民主的文章。他们利用夜色，带着大口罩，提着浆糊桶，到了那里，一人扶着自行车，一人站到书包架上，匆匆贴好，立即骑车向北消失在黑暗中。
我当时在玉泉杭州植物园工作，每周进城一次，在与陈维健和他的朋友们的交往中，我提出可以为他们抄写文章，因为我兼任单位的宣传和美工，文具纸张可以领用。几次抄写后，我又借用陈维健的个人笔名“民鸣”写了几篇小文章。其后我在白天前往民主墙观看，发现有许多外地人在那里抄文章。一打听，他们都是受人之托前来抄写的，抄不完就住旅馆，第二天接着抄，费用由委托人（大多是专制政体的受害者）支付。我心里有了一种想法：何不把这些文章油印后分发，便于携带和流传。我建议陈维健以刊物的形式定期出小册子。陈维健和他的朋友们认为没有必要，我也就作罢了。后来我在抄写《民主万岁》这篇文章时，自作主张添写了许多尖锐的内容，引起了大家的不满。我趁机提出：为不连累大家，离开他们，自己改弦更张，并答应为以前的事保守秘密，因为当时他们都是知识份子家庭出身，处事非常谨慎，不愿意招惹是非。
20 年过去了，如今大家天各一方。青少年时代的历史在我是刻骨铭心的，今天在我的回忆录中披露，不知是否会遭谴责。但是，在浙江民运史上，这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作为一种对真理的追求，一种人类精神，我想应该予以记录。
“郑奋”是吴报建的笔名。他文笔优美，见解独特，是民主墙前期大字报的主要执笔者。当年他从黑龙江回城，没有工作，联络起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并通过朋友结识了陈维健。也是他最早得到北京民主墙的消息，开杭州民运风气之先。我至今不知道“鲁石”叫什么名字，只记得他瘦长的个子，文儒的样子，戴一副眼镜；是个中学教师，已婚，有家室；在我们这么一群毛头小伙子中，可谓是大哥哥了。在民主墙形成气势后，为家室的安全考虑，他急流勇退了。我几乎没有与他讲过一句话。但是，我很怀念他。
期间，我离开陈维健他们后，经常徜徉在民主墙下，继续以“民鸣”的笔名写了《文革政治小词典》等文章。有些文章在读者中形成较大的影响。文章贴多了，我的身份也为读者所熟知。有许多读者踫不到我，就直接用笔在我的文章上写着希望与我见面。
（同时，我通过在北京读大学的朋友与《北京之春》联络，收到北京来信已是 1979 年 2 月了。）
二、民主墙下
民主墙下各个阶层的读者闻讯而来，越聚越多。最初，大家神情凝重、默不作声。继而，有人轻声地念，有人悄声地评。看完后，大家都不愿离去，就三五成群地议论起来。有口才的便公开发表自己的观感，自然而然地开始了演说。
在演说的人群中逐渐有几位崭露头角。一位是陈立群，机警聪慧又急智。从济济的人群中，她毅然登上临时搭建的桌台，大义凛然，滔滔雄辩，博得围观群众的阵阵掌声。那年陈立群 22 岁，因脚疾，在街道的装订厂工作。她出身在一个非常富有正义感的、具有相当文化涵养的开明家庭。一兄三妹，她排行第二，为人朴实厚道。她父亲也是专制制度的受迫害者。在日后的民主运动中她表现出极强的领导才能，无论内务外交，运转自如，成为高压时期浙江民运的重要负责人。另一位是王荣跃，黑龙江回城知青，待人谦和，敢说敢为，颇具魅力，以他的胆识、勇气和口才，不久成为杭州回城知青的当然领袖。他的哥哥王荣清（当时是杭州绸厂职工）也毅然加入了演说者的行列。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到他们兄弟俩有种悲壮的侠风。他们兄弟俩都很正直，每次演讲总是娓娓道来，间或抑扬顿挫，富有感染力，没有半点哗众取宠、故弄玄虚的做作。他们的家一度成为民运人士的聚会点。我曾认为，我们浙江民运之所以始终健康发展，他们兄弟俩的深厚内涵也起了积极作用。
民主墙上的文章越来越多：署名“杭州锁厂李雪安”的文章，秉笔直书毛泽东，着实使大家惊悸不安。谁都怕引火烧身，谁都不敢与他有任何来往。看看李雪安，没有前呼后拥的气派，只有“荷戟独彷徨”了。在众多的民主墙作者中，李是署真名的（也可能是唯一的）第一人。（多年后，我邂逅李雪安，发现他其实是个极诚实厚道的人，为朋友讲义气。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他并没有利令智昏，把自己嵌进钱眼中去。虽然，他的景况并不太好。）风风火火又闯进一个“方醒华”，文笔犀利，书法优美，颇具鲁迅遗风，令人耳目一新。（他真名方杏华，当时是杭州钢铁厂小轧分厂行政人员，后来为“六四”下狱，失去工作，颠沛流离，莫知所往。）还有署名“求是”的小块文章，短小精悍，切中时弊，不失时机地提出一些思考问题，意在让大家通过讨论来明辩一些是非。（不久，我们通过家访，知道“求是”为张冶达的笔名。张冶达，海宁人，性格温和内向，忠厚长者，恺悌君子，当时在大福清巷的煤球店工作，住在湖滨星远里。后来，张冶达长期从事民运事业，成为后期民刊的主要撰稿人，现在个人景况极差。）
民主墙下站着一个人，站在那里几乎没有挪动过位子，也没有讲过一句话，只是在看。张贴文章的人来了又走了，他几乎没有离开过。那天，他突然轻声对我说：“民鸣，叶航想要见你。”一边说，一边把我拉到僻静处。
三、“四五”月刊编辑部
在他向我介绍后，我知道了这个人名叫夏连忠，当时任杭州藤器厂工会主席，曾参加过 1976 年的“四五”运动。夏连忠与我约好晚上在民主墙下同叶航见面。1976 年我在植物园时曾以“袁鼎”的笔名给当时在杭州玻璃厂平板车间工作的叶航去过信，并索要他主编的《四五》月刊。民主墙运动兴起后，叶航也在墙上张贴了原来的以纪念周恩来为主要内容的《四五》月刊。时值 1979 年，3 年前的政治诉求一如明日黄花，观者寥寥。但是，不可否认，以叶航的人格魅力，在他周围已经聚合一批富有经验、知识渊博的智囊人物。我所接触过并敬如兄长的有陈晓峰、韩幼叔、贝立等。在日后的政治活动中，这些人发挥了很大作用。
晚上，一行人匆匆而来，一式大氅，挟裹着风尘，为首的便是叶航：气度轩昂，宽额隆准。他一面与我握手，一面说着诸如“早就想见你”的客气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叶航，可以说对他的印象相当不错。我明白走上这条荆棘路的人，本身是对信仰的祭献。异教徒的命运自古凄惨，然而我们“为王前驱”，以一个小小的我为我们的时代做一个诠释。在叶航身边的是陈晓峰，瘦瘦的个子，深邃的目光，显出几分无畏和哲理。叶航请我随他们一同到西湖边上去会谈。于是，我们来到了一公园的僻静处。
四周漆黑一片，冰冷的风从湖面上强劲地吹来，我们彼此看不清对方的脸。稍稍寒暄后，我直截了当地向叶航提出不要再做回锅菜了，我们的刊物应该以启迪民众、宣传民主、铲除产生“文革”专制独裁的土壤为目的。叶航和他的朋友们表示同意我的观点，提出要请我加入《四五》月刊。我也答应了。叶航当时在杭州大学政治系读书，没有太多的时间从事事务性的工作。我加入《四五》以后一下子就忙碌开了。我有意识地把民主墙下的积极活动份子吸收到《四五》月刊中来。其实，当时《四五》月刊内已经是人才济济了，除了前面提到的叶航的朋友们，还有聂敏之、施国翔、朱惠良、叶崇武、毛庆祥、沈宏、徐涛、夏连忠等等（这几位大都是在文革中久经考验的、在原来的派系斗争中他们获得了丰富的政治经验的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终于看到了社会的症结所在，毅然投入到民主运动中去）。对于各类人才我兼收并蓄，根据他们的特长──设立理论组让智囊们切磋探索。记得理论组是由陈晓峰负责的。会写的进入写作组，根据智囊们的理论写出群众易懂的文章。我兼任写作组负责人。会说的，建立演说组，定期、不定期的民主讨论会供他们挥洒自如，由王荣清兄弟负责。不会写、不会说的安排在发行组，从事后勤工作和刊物的分发工作。朱惠良负责刊物印刷，陈立群姐妹主动负责张贴与发行（其实她们的文章也写得不错）。还有财务总管，由徐涛负责。我加入前，《四五》月刊编辑部对社会公开的通信地址是“杭州市第 4 医院同心干”（施国翔的太太在第 4 医院工作），有许多读者来信、来稿，并留下联络地址。我提出根据读者留下的地址分片回访，通过回访为编辑部进一步组织稿件，同时也扩展了力量。在具体操作上，为了便于和读者沟通，我们在民主墙下设立了“民主信箱”，让读者把意见和建议及稿件自行投放。每次开箱，我们都感动不已。许多读者给我们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信件。个别读者还每月从微薄的工资里拿出钱来捐给我们。陈立群姐妹、王荣清兄弟、吴闯（地力）、张冶达以及其他多位积极份子的加盟，内部策略的调整，组织框架的搭建，使《四五》顿然生色，一举成为杭州民运之翘楚。在柳浪闻莺某官邸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大家选我为《四五》月刊的临时召集人。当时我估计大家是从几方面来考虑的：第一，我在民主墙发表的多篇文章已经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第二，我的背景比较单纯，既不是叶航和他的朋友们那样出身大干部家庭，也不是从派系中来，原有二方都对我感觉不错；第三，我的组织和活动能力，已由事实证明比较强；第四，当时，接连出刊的《浙江潮》和《沈钟》刊物里有不少是我故友，他们都比较给我面子，我的出任有利于相互间的协调。
2025 年 2 月 1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