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虞夫专辑】朱虞夫：践行者——我的民主之路（一）

作者: 朱虞夫

民运历程

简要说明：

为了促使中国社会早日完成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化，为了使中国不再游离于国际主流社会之外而遭人侧目；为了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国政府能遵守联合国各项人权公约以相符其名，遵循国际准则以利于人民福祉，我和我的朋友们——王有才、王东海、祝正明、吴义龙、毛庆祥、徐光等人——在一九九八年六月筹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希望通过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按照国际惯例以及中国宪法条文所赋予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原则，议论政治、探讨国是，以行使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们的本意是为了冲破党禁、报禁——此乃现代民主社会两大基本指标——改革“党天下”的不正常现象，建设公民社会，以期澄清吏治、肃靖贪贿，提高国人的安全指数，改善国人的生态环境，使社会从根本上和谐稳定，改革随着经济发展而日见其拙的上层建筑。这符合中华民族的长久利益。

我们的行为理应受到现代民主社会任何一个政府的保护。然而，由于冷战思维的惯性，我们被以“颠覆罪”判处重刑，本人以“秘书长”身份获刑七年。在关押七年另八十八天后获释。且不论“以法判决”的法理基础如何，更为荒唐的是，我有幸遇到了一连串怪事，与中共当局缤纷迷眼的所谓“进步”，“法制”，“和谐”的宣传是如此的格格不入。由此益见当今体制弊端之严重，益显政治改革之必要和迫切。劫后余生，我在此将自己被捕后所遭遇的种种政治迫害及“改造”花絮告诉大家，使大家对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政治犯的生存状况有一个清晰认识。

一、别家抛稚

（一）被捕

1、6 月 19 日

1999 年 6 月 19 日是个平静的周末。但是，这一天也如我许多个双休日一样的忙碌。自从祝正明、吴义龙数月前相继被抓失踪，风声兀地紧张，我曾从网上看到过一则消息：当局将在“六·四”纪念日后镇压中国民主党。为使自己入狱后的家人有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我在离家数百米的地方买了房子，抓紧装修，这天与妻子约好下午出去买窗帘和沙发。昨天是端午节，单位里要我写有关综合治理的报告。中午，隔壁办公室的几位同事来我办公室邀我一起喝端午酒，我的思路一直在构思着报告内容。一早起来，将 12 岁的女儿送去美术培训班，圈内的朋友王某约我在这天将《在野党》第九期审定完稿，我决定先将单位的公事给办了，再编撰《在野党》。但是，没想到这天朋友络绎不绝，下午，我刚送走一位绍兴来的新朋友，就有一个过往甚疏的朋友造访（也许是巧合，1998 年 7 月 10 日，该人也曾为王前驱），正谈话间，一群政保警察突然闯进我家。

虽然自从 5 月 8 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就有“将镇压民主党人及民运人士”的传说，虽然当局在“六·四”前夕大动干戈，将我们大多数民运人士严密控制起来（我由单位——杭州上城区房管局的领导带上车，去浙南驶了一圈），期间已经风声鹤唳，刀光剑影。虽然我自王有才被判刑后已经受到政保警察的警告（王被判后，上城区公安分局政保科长张建华和郑刚特地来到我单位对我说，我已经内定刑期十年，再不歇手随时可抓），虽然我已经很坦然地准备面临迫害，政保警察的到来仍使我感到突兀。警察到来时，所有民主党的资料都摊放在桌子上，以至抄家时损失惨重。

奇怪的是，政保科郑刚一定要我将对面的房门打开，那是我妻子大哥的住宅，我因为装修房子曾经借用过几天，而且只有圈内的个别人知道。我立即就想到了那个大家一直都十分怀疑的人。最终因为我坚称自己没有钥匙，郑刚也无可奈何地放弃了，但是那个人在背后的可耻行为却由此而坐实了，正所谓“认清毒物，如获良药”。我事后曾想，郑刚的做法太轻率了，就这样将耳目暴露给我们，再一想，那些东西他们本来就是当狗用的，只不过他们自己“反把羞耻当光荣”而已。

一群便衣警察前后拥着我向楼下走去，一个便衣手持 DV 在拍摄，看来是要向上面交帐的，异乎寻常地慎重。到了楼下，不相识的邻居们围了上来，大家一脸的疑惑，怕是以为我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吧！于是我大声地向他们喊：“我没有偷，没有抢，我是中国民主党，为了自由人权，为了社会进步——”旁边一个年轻的便衣（若干年后，我才知道这个人名字叫做蒋晓敏，2009 年他还恬不知耻地宣称他抓了 15 个中国民主党员）猛地推我一把，厉声喝道：“你有趣，你是中国民主党！”一大批警车远远地停在离我家百米开外的地方，四周围满了街坊，便衣匆匆将我塞进一辆小车绝尘而去。

郑刚将做客的妻舅和那位来得“巧”的朋友也带去望江派出所，在严厉审查我妻舅的身份证件后，只是装模作样的问了那人几句话就将他放了，那人既没有身份证件而且报了一个我从未听到过的名字（在我被捕后，那人却数次慰问我家人，出狱后，妻子要我向他致谢，不管怎样，不能对他人的善意没有回报。不幸的是，他已于半年前病故。世途凶险，唯愿上帝佑他在天之灵）。张建华和郑刚作了简单讯问后，拖到晚上 9 点多，便拿出一份《监视居住决定书》要我签字，然后由郑刚开车，直接送去萧山遣送站。

2、我心坦然

警车在黑黢黢的路上飞驰，驶过钱江三桥，驶过萧山市区，向诸暨方向行进。在车上，我的记忆里顽强地浮现出一幕前几天的场景：6 月 3 日晚近 8 时，闸口派出所控制我整个下午，得到指示放我走后，我回家途中路过望江派出所，强烈的责任感驱使我进去看看其他被羁押的本党同仁，我看到在楼上的会议室里数名公安围着厉坝根在做笔录，下楼时碰到张建华和其他几个公安。

张叫住我：“朱虞夫，你来干啥？”

我说：“我路过进来看看。”

“你都看到了噢！我想想你身体嘎差，搞啥个革命，你向我表个态，退出中国民主党，我保证你一天牢都不用坐。”

——数小时前，我在闸口派出所曾因低血糖晕厥，看来张已知道了，张更在 1998 年 7 月“监视居住”释放我时因为我的高血脂症而送过我一盒苦丁茶。可是，楼上刚才看到的一幕强烈地刺激着我，当我可敬的弟兄们正在受着迫害的时刻，我却可耻地退却保身，这将使我的灵魂终生不得安宁。于是在短暂的沉默后，我断然地表示了拒绝。“我为什么要退出，结社自由是我们的权利，你们要抓就抓好了！你们吃得消抓，我就吃得消坐（牢）！‘六·四’总有一天要平反，民主政治总有一天要来临！”旁边有一个年轻高大的警察见我在张面前厉言怒色，出于巴结领导的心态要上前来打我，被张拦住了。

车内一片死寂，开车的郑刚和押送我的警察一声不吭，空气显得有些紧张，“终于来了！”——我的面容凛然，我的思绪翻腾，我想到耄耋之年的母亲，一生含辛茹苦，在风烛残年时竟还要承受骨肉分离之苦；想到相濡以沫近二十年的妻子，面对两个未成年孩子的教育和生活，日后的生活将是何等的艰辛；想到在共产党的政治高压下我的子女和弟妹们将会遭遇的株连；我能质疑和否定自己的选择吗？！

20 年前，当局镇压“民主墙”运动时，杭州公安局政保科陈勇到植物园来要求我退出民运，想到早年守寡的母亲单独抚养六个孩子，作为长子的我是唯一参加工作的，面对着未成年的弟妹，我非常困难地作了退却的选择。作为当时杭州主要民刊——《四五月刊》的负责人，我的怯懦使我陷于长期的痛悔，战友毛庆祥慷慨赴狱，当时他蜜月甫度；沈建民的判刑，永远改变了他的一生。此时此刻，雪洗以往耻辱的时刻到了。记得陈独秀有句名言：社会进步要通过两个地方，一是监狱，二是研究室。于是我的心更加坦然了。

（二）萧山遣送站

1、“爱心之家”

车在临近戴山时，向右拐进一个依山的院子，走进一幢横亘的四层楼，过来一个肥肥白白的年轻人（后来知道这人叫邢罡）。他说他已等候多时了，在与郑刚办完交接手续后，将我带往后面一排铁栏围封的房子前。在昏暗的灯下，邢罡开锁带我走过四间牢房，又再次开锁打开一扇走廊门，里面是两间牢房，在“哐啷”一声抽开铁栓后，邢罡将我一把推进铁门里去，铁门又“哐啷”一声锁上。

扑鼻一股霉臭味，黑乎乎的笼板上躺着两个人：一个年轻的是河南人，入赘在萧山做女婿，开车撞死了萧山市长的亲戚，扣在这里等待家里付款赔偿；一个年长的是湖南人，儿子开车撞死人逃跑了，被抓来做人质。他俩都是由萧山公安交警抓来羁押的。年轻人说这里原来就是萧山看守所，新看守所造好以后，这里就成了遣送站。几天后年轻人让家里付了赔款就放了。随后的日子里我和年长的聊起天来，他姓周，湖南邵阳人，当兵参加过成昆铁路建设，是老中共党员，已经在这里关了很久，虚弱不堪。

中国的遣送站在孙志刚事件后因为其臭名昭著，引起公愤而被整顿，孙志刚以其生命为代价废除了一部恶法，但是，在当时除了少数被不幸欺凌的弱势群体，外界很少知道黑幕后面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

——记得当初我在房管局任房政监察员，穿着制服戴着大盖帽，所在的闸口派出所民警因为被扣分，与我们单位头头商量，要我们晚上帮他去建筑工地查暂住证以作补偿（我们的那身行头对民工很有威慑力，半夜三更呼啦啦出现那么多的大盖帽，还不把那些民工吓得半死）。半夜那些拿不出暂住证的民工和家属被一批又一批地送往遣送站，我一直不知道遣送站和补分之间的关系。更以为遣送站是报纸上所称的“充满爱心的温暖之家”。

——记得故乡东阳有亲戚来我家，因为吃晚饭时间还早，就出去逛街，没承想一去不回，半个月后从家里打电话来，说是那天被从街上糊里糊涂地抓去了遣送站。

我对遣送站的印象依然不很真切，直到亲自在那里度过许多日日夜夜，才看清了中国人生活在一个怎样暴虐的制度之下，善良可怜的社会底层民众是如何无望地任人宰割。半夜，经常被哐锒锒的金属撞击声惊醒，警笛呜呜，警灯闪烁，全副武装的警察押着惊惶的人群来了，把他们塞进满满当当的囚室又走了。

我隔壁是女囚室，女人叫，孩子哭，一片混乱。更惨绝人寰的是，有一天，公安抓进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来，大家刚静下来入睡，突然从大门外传来急切的喊声，然后那孕妇也悲切切地喊起来，原来她丈夫闻讯赶来救妻子，想进的进不来，想出的出不去。里面外面凄厉的哭喊声此起彼伏，在荒寂的夜空回荡，令人恻然，令人揪心。

2、掳人勒索

7 月中旬某天清早，公安又拉来一大群人，男男女女塞满囚室，就没人管了，只有一个姓朱的老头到吃饭时间挨室将饭送进去，人太多，碗不够，就把前面人吃过的碗拿来直接盛后面人的饭。我只听到最外面囚室里有人在喊：“我有肝炎的，我有乙肝的！”老头听到了就骂：“获痕莫憋个些，叫吼个叫，呐道是住宾馆哈，呐是坐甘牢呀！（萧山土话：骂人，叫什么叫，你以为是住宾馆吗？你是坐牢呀！）”

下午四点多，又一个囚室骚动起来，我听到有人在喊：“放我出去，我要上夜班！”趁着他喊话的空隙，我问了那人喊话原因。那是个叫陈春峰（音）的义乌人，在义乌一个化工厂工作，他的弟弟因为考中专没被录取而出走，其父亲要他出来找人。早上他乘车来到萧山，到最热闹的国际广场转转，不巧，一群警察将人群围起来查证件，他没带身份证而被关进了遣送站。他是利用工休时间出来的，要回厂上夜班，本以为进来说清楚就可以回家了，没想到一关进来就没人管了。眼看要误了工作，才急起来。

时值炎夏，遣送站的人躲进空调房间不愿出来，我叫他用力踢铁门，里面的人听到响动会出来的。果然，不一会儿，楼上的人恶狠狠地下来了。听了陈春峰的陈述，那人狠巴巴地说：“呐凑拉早啬否喔？（萧山土话，你为什么早点不讲）”开门放了他。

没几天我就明白了，那人为何如此狠巴巴了，他放走的是一笔钞票。共产党历来严格控制人口流动，虽然改革开放了，可是他们却有许许多多的恶法继续欺压老百姓，外地人到一个城市需要有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计划生育证等等，其中不乏为了榨取老百姓金钱而私设的土政策。公安局把人抓来，因为都是些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人，就由遣送站关押，对于遣送站是一个极好的创收机会，利用公权力谋取部门利益，是一大帮官员发财之道。遣送站关押条件极其恶劣。被关押者痛苦不堪，就会千方百计寻亲访友，遣送站每天上午让被关押者打电话，通知被关押者亲友拿钱来赎人（这是一种多巧妙的寻租方法）。“管理”手续费每人一百元，每天的伙食费十元，吃的伙食极差，我在那里关了五十一天，每天早餐酱菜稀饭，其他就只是干菜冬瓜和干菜豆芽。姓朱的老头偶尔从管理员的饭桌上捡点扔掉的肥肉放进我的碗里，我只能将这被污染的食物送给别人吃。

我被判刑后，1999 年 11 月 18 日，遣送站开出了一千六百五十元的“收款收据”，注明日期是自 1999 年 6 月 19 日至 8 月 14 日，共 55 天。且不论我是 6 月 19 日午夜送去那里，8 月 13 日离开那里，更荒唐的是萧山遣送站竟开出每天 20 元的“代管费”，扣我钱的单据不经我签字认可，由公安拿去我单位报销。单位头头屁股不干净，害怕公安的淫威，不惜牺牲我的利益。年底我妻子去单位取我最后 3 个月的工资，单位将这张“收款收据”（上面有房管站长包建林“同意支付”的签字）折抵了我的工资交给我妻子。这是一件难得的证据，见证中国政府职能部门之卑污龌龊，他们与公安狼狈为奸。

3、财源滚滚

遣送站财源滚滚，大楼和囚室之间的院子晚上出租做停车场，每天早上十几辆“东风”柴油载重车发动预热，浓烟灌满监室，无处可避，令我窒息。监室后围墙内的空间出租做钣金车间，铁件敲打声阵阵入耳，头胀欲裂。更为可怕的是三伏苦夏，竟将监室里的水龙头拆了（也许是为了节约成本吧），外面常常“忘了”供应开水，这对于患有严重高脂血症的我不啻于死亡威胁。于是我口渴难忍时敲门要求供水，那个叫邢罡的来了，提着电警棍，到门口一下将电警棍捅进来，我一闪避开了，于是他就开骂：“获痕莫憋个些，我拜痕切就拜痕切，否拜痕切就否拜痕切，痕吵吼个吵！（萧山土话，骂人，我给你吃就给你吃，不给你吃就不给你吃，你吵什么吵）”

管理员个个像“大款”，遣送站里配着警车、警棍，还有一个穿警服的满脸横肉的矮胖子，不时开锁带几个人出去打扫卫生，冲洗警车。更甚者，有一天晚上，一个十五六岁的小胖子人模狗样地混在公安警察中驱赶着惊惶的人群，骂骂咧咧地大声呵斥着，那付狐假虎威的神气煞有介事。我想不出这人到底是什么角色，事后听说是遣送站长许新兴的儿子，这小子闲得无聊也来享受一下行使“公权力”的愉悦。

民政部门的遣送站，竟行使着公安的权力。这个所谓的“人民共和国”的子民任人践踏，何来“共和”呢？！给我留下更强烈印象的是，某一天晚上我隔壁监舍抓进来一批“流莺”，第二天，监舍走廊前面的窗口有几个男人拥挤着向女监探头探脑张望。监舍里有女人在喊：“大哥，大哥，我（名）叫 XXX，你把我带出去吧，我出去跟你走！”果然，那人去付了钱，一会儿邢罡拿来钥匙开锁放了她，她挽起那人的手臂走了。若说平时遣送站干的是绑架勒索勾当，那么，此时充当的是鸨母皮条客角色。

堂堂政府职能部门利欲熏心竟赚着这么肮脏的钱，还厚颜无耻地说是“人民”政府，真不知是如何“三个代表”的。官匪一家，遣送站和嫖客各得其所，牺牲的只是弱女子。榨得出油水的，遣送站让她们打电话约人来赎出去，约不来人赎身，遣送站就睁一眼、闭一眼以这么一种方式处理了。那些冠冕堂皇的所谓“治安”理由在这里荡然无存，专制独裁是社会腐败的根源所在！

1999 年 6 月 27 日是个星期天，清晨天还未亮透，我就听到隔壁传出低低的声音：“呐做吼个桑意？（萧山土话，你们做什么生意）”原来那个姓朱的老色鬼见关那里的三个年轻女子有几分姿色，清早开锁进去“搞卫生”了。女子惊惶地说：“隔壁的人醒了，（会）听见的。”老头说：“伊悃咂咚，听否咂构（萧山土话，他睡着那里，听不见的）。”我对老头这种卑劣的行为十分反感，故意大声说：“啊！又是一个好天。”老头眼见被我坏了好事，嘴里骂骂咧咧地走了。几天后，她们被赎出去了。七月初，郑刚来提审我，回监舍后，同舍的人告诉我，刚才那几个女子来看过我并送我一袋食品，以表示对我当初救难的谢意，但是被老头拿去了。

4、王希哲

我反复地咀嚼着郑刚的那几句话，他在提审时对我说：“朱虞夫，你以前说我们是工具，你自己才是牺牲品，你是中美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通过他的话，我明白了，当局决心趁着北约误炸南斯拉夫中国使馆之机，打丫头，骂小姐，清理门户了。严峻的现实已经不容人乐观了，我不再存有幻想。

值得一提的是郑刚在提审时突然说：“你们好象对王希哲都很服帖（服帖，杭州话，意为佩服、敬重）。”从他的话里，我听出了这是毛庆祥、李锡安、王荣清等人与我的共同看法。

说实话，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就向往着民主政治，对封建专制怀有切齿痛恨。小学时，在邻居庄某家曾借阅许多民国时期印刷的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书籍。1971 年 6 月 1 日参加工作，我在隶属杭州园林管理局的杭州植物园做学徒，那正是最向往知识，求知若渴的年龄，我的好朋友胡雪良君偶尔说起，杭州解放路丰乐桥边的杭州图书馆阅览室里有不少好书，我便寻去。那是基督教思澄堂改制的阅览室，借书卡一证难求，小说类图书难觅踪影，我在失望之余，上楼去索引抽屉查阅“哲学”、“社会科学”类书籍，不料竟如山阴道上，目不暇接：我看到了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孟德斯鸠等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大量著作。

1975 年朋友姜锦坤君拿来一册油印的《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俗称《李一哲大字报》），封面标着“供批判用”字样。我一展读竟不能释手，字里行间那些反封建、反专制的呐喊深深地震撼着我。姜君说有很多朋友都想看这篇文章，不如我们将它再重刻一版，印几十份，大家分分吧，于是我们刻印装订一直忙到天亮，这是我最初对王希哲先生产生仰慕之情的来由。后来，王希哲先生来过杭州，可是我当时已经淡出民运，非常遗憾地与他失之交臂。当时毛庆祥给我看过王希哲的《春寒》，我得以一睹丰采。不久他在公安的迫害下流亡出国，听说他与许多民运“贵族”不同，在海外仍过着苦行僧般的日子，孤独地、疲惫地、顽强地跋涉着。

1998 年 6 月 25 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立，王炳章、王希哲与连胜德立即声援支持。特别是在王有才被捕后，王炳章、王希哲更是倾力相助（记得当年海外謔称民主党是“二王党”）。我记得各地民主党同仁在来电时都不约而同地向我表示对王希哲的服膺之情。我认为当时王希哲已经成为国内各地民主党事实上的指导者和领导人，我曾经对王希哲谈起请他担纲的事，王希哲婉拒了。当时我们几个七九民运朋友曾讨论过正式做出决定的问题，所以对某些人的“收编”（收编不成又收买遣散）未表示赞成。最后我们都遭到镇压，此事便不再提起。

德谟克里特说过：“人是一个小世界。”

我相信，王希哲性格率直任性，完全有可能做出一些糗事来，比如他为了抬举一个一心想做老大的“大佬”，企图压迫浙江朋友受他收编，但是我们当初去全国点火成立各地民主党时，那人要“位子”没有如愿就拒绝搞民主党，看到全国民主党风起云涌他又忍不住伸手要摘。不惜搞出另一个“民主党”来，王希哲被他所惑，也出面对浙江施压，说你们浙江历来“不服从中央”（他是拿辛亥革命时浙江的光复会说事）。

时过境迁，瑕不掩瑜。我和我的朋友们过去、现在、将来都会对王希哲在当时那么艰难的危急时刻所作的大量努力怀着深深的敬意。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