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赫·黛妍：品嘗人生——瀟灑走一回（連載二十一）
22. 發掘開拓中的奮鬥——回首栽種 是否有果
在看守所每天的時間說是慢也不然，但還是有度日如年的感覺：每天早上 7 點起床的鈴聲會響。但阿春告訴我，不用馬上起來，等電視開了再起來。結果也是很準確的 8 點左右電視就開始了。電視每天只有兩個台可以看，白天幾乎就是看中央 11 頻道，總是一些古裝劇集的節目，或是兒童節目。晚上一定是中央 13 頻道，看新聞。我是白天晚上都看不進去的。
早上 8 點 15 分左右，小窗口開了。前一天訂的早餐會被放在窗口，同時放風的門也打開了，我們便起床梳洗，準備吃早餐。
因為洗漱用的小水管在外面的小院子裡，所以我們一般都在放風們打開才起來。放風門從早上 8 點左右打開到午睡前關上。這期間我們可以自由出去到那個小院子裡透風。只是可惜這個 3 米寬乘 3 米長的小院子牆很高，就算是晴空萬里，太陽也照射不進來。我看了很久，想知道為甚麼正午的時候，太陽也照射不進來。但是直到離開那裡，也沒有找到原因。
午飯是在中午 12 點左右來到。之後在 1 點左右防風們會被關閉，午休時間，電視也會關閉。然後在下午 3 點左右，午睡結束，電視又開了，防風們也會再打開。晚飯是在下午 6 點左右，之後在 8 點左右防風門就會關閉，10 點全部熄燈睡覺。
從開始工作的幾十年來，第一次讓我有那麽多的時間，來回憶我的上半生了。其實有時經過樓道旁，那個放著幾本被翻爛了邊的雜志架時，也想拿幾本書籍來看，但是沒有可能，因爲我的眼鏡是被扣押了的。
被抓之前，10 月中的一天，德國總部總經理克裡斯，給我打來電話。他說新加坡阿爾斯特亞太區總部的總經理羅傑要見我。因為他要請辭佳然控股的法人，希望把他的法人位置轉來給我。我問克裡斯。這合適嗎？克裡斯說，沒有其它辦法。因為只能要求他在辭去這個職務之前，做一些事情。否則他硬是辭職，也是要接受的。
我明白克里斯的難處，我也相信他。因為平時縂覺得和他在做事情或是做人方面，都挺有默契的，我便同意了。克裡斯告訴我，他會要求阿爾斯特公司從新加坡給佳然控股匯款 5 萬美金，以便給予我在此案中的一些支持。他同時很是內疚的在電話中告知，因為德國總部是上市公司，他現時沒有辦法拿出更多的支持。因爲上市公司的原則就是，不可以做任何不合規範的交易。如果總部需要就我們的案子出資，就必須走完所有的法律程序，讓法律證明我們是沒有違法的。
其實在中國商場浸泡了很多年之後，我們大家都知道中共的肆意妄爲。假若要用官司最後的塵埃落定，來讓總部給與我們此官司的資助，那需要多長時間呢？我們大家都不知道。同時。克里斯先生向我保證。他一定會要求當時的德國駐華大使，施明賢先生，這位是他的同學兼最好的朋友，會幫忙過問這件事情。我知道也理解克里斯的無奈。就說好吧。
兩天以後。我們約了羅傑在天通苑附近一個商場，裡面的星巴克見面。好在店裡顧客不多，先生選了門口的一個圓桌坐下，給我們把風。我和羅傑坐在最裡面，靠牆邊的一個圓桌邊。羅傑開始和我講話的時候。沒有了他平時的淡然，也沒有了平時能說的勁頭。他臉上露出了尷尬。這樣形容他，是源于他是亞洲總部專管行政的老總，每星期亞洲各分公司的視頻例會，他總是慢悠悠的給著大家各種現實中無法采用的建議，又或是給他的浪費時間的總結。他每次可以講最少兩個小時。我很相信，在那些視頻會議中，除了我，會議上還有其他分公司的人也睡著了，都絕對不意外。因為每次在他說話的時候，大家都不把鏡頭對著自己的臉部。
那天和他碰面，他卻沒有辦法和我如常地，很流利的說話。花了將近半個小時，我聽完了他的解釋，也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大概要說的就是：第一，他不是搞業務出身的，我們公司的業務運作他一點都不懂。現在發生了這麼嚴重的事情，而他是一個莫名其妙的背上責任的總經理，他不知道怎麼解決。上個星期，他和歌德先生加上翻譯，在總部的要求下，去了一趟 D 縣，但是沒有任何的結果。
他們先是到了省級和市級，各相關的部門去遞交申述材料，找不到任何人來接收。後來又到了 D 縣。倒是有人見他們，在他們還沒有講完我們案子的始末，就被對方給請出來了。他沒有辦法理解這個國家，也不想再去理解，因為他知道自己無法解決這些問題，所以他會離開阿爾斯特公司，希望我可以接手他在佳然控股的位置。
第二，上個星期。他就來了中國。在克里斯先生的要求下，他先去了上海。和德國商會開了兩天會，終於讓德國商會明白發生了甚麼事情。所以昨天德國商會分別給中國最高檢察院，以及商務部都發了正式的函件，要求給這個案子一個公平的定位。羅傑先生當時給我帶來了這兩封函件的副本。我待他說完，接過他手中所有的正式文件，爽快的簽給了他。接著，他又和我說了一次他的常用語，也就是每次和我們業務經理們有爭論後，他都會引用的那句他自己的名言：我是瑞士人，我們的周圍都是大山，所以我的眼界沒有辦法那麼開闊。
回到住處。香港的會計師打來了電話。告訴我幾天前羅傑去找他，要求他準備一套正式文件。就是把羅傑在佳然控股的法人位置轉給我。會計師叫我千萬別心軟，他已經拒絕了羅傑先生。並很不客氣的説他這麽做太不地道。我告訴會計師，羅傑先生昨天來了北京找我，我今天早上剛把法人轉讓的文件都簽給他了。認識了我將近 30 年的會計師說，“你永遠都做這種 [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 的事情！你把文件都寄回來香港給我吧，我要等到這個案子結束了，才會向政府遞交。”同時，他又把羅傑先生，在電話裏給狠狠的罵了一頓。
“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這句話確實是有點我性格的寫照。在我大半輩子的人生中。我倒是從來沒有逃避責任的習慣。只要我可以扛著的事情。我絕對不推給別人，哪怕我和那件事情只沾一點點的邊。説真的。自從我們的案子發生以後，我更多的是想從我過往的經歷中，特別是在和阿爾斯特公司的恩恩怨怨中，找一下自己工作中及做人方面有哪些過失。也許有人會説，應該找出生意中的過失就行了。但我不是這麽認爲。我一直相信。一個人的性格不單是在他/她的生活中，也是決定她在不同的商業領域，成功與否的關鍵。我終於有時間停下來回首了，就是有點遺憾，要在看守所，那樣的地方，才可以有時間安靜下來，好好的回顧我人生中的重大事件，從中找出或許我人生中的重大失誤。
阿爾斯特公司的第一張訂單，是在 1998 年年底接到的。那時，我剛把我們中國的辦事處，從大連搬到了北京。這個搬遷的原因是，我們之前在中國大連的辦事處，一直拿不到有競爭力的工廠價格。哪怕我很努力的直接從歐洲及美國接訂單，所得的利潤還是無法支付我們公司的費用。
大約有 6 個月之久，香港公司的工資都發不出來。我去了幾次大連，發現香港派到大連的經理，根本無法管理中國大陸的員工。在和外貿。工廠以及其它不同渠道的明察暗訪後，我發現了其中的貓膩，就是我們公司中國籍的員工，和外貿暗度陳倉。在每件衣服的加工費上，給公司多報 5 塊人民幣。而這 5 塊是外貿和我們公司的員工平分的。香港派去的經理，根本沒有辦法理解這裏面的暗盤，他是個地道的香港人，連國語都講不好，他也是我的姐夫。
決定把中國辦事處搬到北京，一是因爲我發現了河北的加工費，比大連便宜。二是北京在生活上及學校方面，都比大連要優越。更重要的是因爲我要自己親歷親爲來管理我們的訂單，我就不相信別人都可以賺錢，我們爲什麽就不可以？我要自己在操作訂單的第一綫。好好的努力一把。
第一張訂單是 26 萬套的成人雨衣套裝，上衣加褲子。訂單的最後確認，是要我從北京飛到香港，在阿爾斯特的香港分公司，做最後的價錢協商及訂單確認。
記得那天的開會，讓我有一些狼狽，也有一些不太開心。事源那天會開到中午的時候，中場暫停，沒有人告訴我，是否應該出去午膳後再回來，還是何時繼續會議。反正當停下來的時候，我去了趟洗手間後。再回到辦公司要繼續開會時，公司大門時關閉的，按了半天的門鈴，辦公司裏面沒有人給我開門。
我那時才明白，大家都去吃午飯了。但是爲何中斷會議的時候，沒有人説吃完飯再回來繼續開會呢？怎麽這樣沒有章法呢？難道德國人都是這麽高傲的，不把別人當一回事兒嗎？我以前沒有遇見過這樣的事情。是因爲過往都是直接去荷蘭，或是美國爭取訂單。對於特別飛過去商談訂單的我，每間公司都把會議時間和其它活動安排的井井有條。我當時真的不知道是德國公司的傲慢，還是大家的疏忽？只是覺得他們沒有禮貌，心裡不太舒服。但是也不敢走開。因爲訂單還沒有最後接下來。
我只好站在門外等待。大約半個小時後，有個高大的德國人走了出來，他沒有看到站在外面的我，直接去了洗手間，門也很快就關上了，我也就失去了進門的機會。五分鐘後，他回來了，看到了我，驚訝的問我是否在等門，我說是的。然後他也才發現，他不知道門鎖的密碼，里面的員工全部出去吃午飯了。
無奈。我們便站在門外閑聊起來。我告訴了他我的名字。他説他知道。今天我要來爭取訂單。他自我介紹到。他叫克里斯。
站在門口閑聊的時候。我很是率直的告訴了他，我們在北方如何運作訂單的情況。因爲那時除了香港以外，他們只在上海有個辦事處，還沒有機會接觸到中國的北方市場。他告訴我，他很有興趣瞭解中國北方的成衣加工市場情況。我便滔滔不絕的一股腦告訴了他。甚至毫不隱諱的告知他，我們是怎樣操作我們的訂單的。
克里斯先生問我爲什麽毫不隱瞞的告訴他，因爲那些對於別的供應商來説，都是商業秘密的細節。我說。因爲我想接到你們公司的訂單，和你們合作呀。他開心的笑了。然後告訴我，他們公司最近似乎失去了一些價錢的優勢，原來是競爭對手的公司，來了個這麽強的供應商啊。
我明白他的意思，因爲前面那一季的訂單，我們還真的是在做，他們德國競爭對手的供應商呢。德國做連鎖店的成衣進口商不是很多，這些進口商的供應商也不是什麽大的秘密，更何況是一個把市場的價錢給降到很多人都做不到的女性。
聽到他那樣説。我有一點臉紅的問他，會不會因爲我們曾經是對家的供應商，他就不給我訂單了？他笑了。告訴我，如果你的價錢好，我是會給你訂單的。只有一個條件，就是接了我們的訂單，不可以再去接對家的訂單。我說絕對不接他們的了，因爲我幫他們做了一季的訂單後，他們的香港辦合作夥伴，直接去和我的供應商合作了。所以我心里不平衡，來找你們阿爾斯特公司合作的。我希望和你們一起把他們打下去。他哈哈大笑起來。摟了摟我的肩膀說，你太可愛了，這麽率直。
就這樣，我認識了克里斯·邁耶先生。不過那時我一點都沒有意識到，他是德國總部的老總，以爲他是來下訂單的采購主管。
那張 26 萬套的成人雨衣訂單，在我來之前已經有細節在手上。當時我成功的説服了天津 3 家大的工廠。和我們配合接下這張訂單。這三家工廠當時的工人，是從 500 到 1000 人的。唯一的遺憾就是，他們都沒有做過熱壓明綫的服裝。我告訴他們，要想賺錢，就要有新產品生產的開發。因爲在華北，還很少人可以生產熱封明綫的服裝。但是國際市場的需求很大，他們如果引進了這樣的設備，能熟手的操作這類產品訂單，將來一定會在誠意行業站在前列的。
我同時也大膽的做了和他們誠意合作的舉動，就是給他們引進熱壓封條機器。他們先不用給我付款，等出貨之後，機器款可以從加工費里面扣除。在我誠意的操作下，我拿到了全中國最便宜的，熱封壓條的雨衣加工費。
當把我們的價錢報給克里斯的時候，他打了個電話給上海辦事處的經理，告知他我的價錢比他的便宜了一塊錢美金一套，所以訂單屬於我了。阿爾斯特公司的人都很是驚嘆，我怎麽可以做到那個價錢。而我心里是打著鼓接的訂單，因爲回去北京後，還有一場艱難的價錢核實呢。接完訂單，我才知道，讓我信口開河，陪著聊了將近一個小時的人，竟然是總部的一把手先生。我的運氣真好，我在心里感嘆著。
那時候，我還不是阿爾斯特的代理，屬於供應商行列。我回去北京後，請來了青島外貿的王經理。他答應了和我找的 3 家工廠合作。我們詳細的一起核算了成本，然後在最基本的成本上，給他們加上了 10% 的利潤預算。其實整個訂單，最難預算的是加工費。在這方面我也有我的打算，如何讓加工費降到了最實惠的價位。我的做法是，首先詢問成衣加工廠。如果沒有熱封條操作的情況下，他們每套成衣的加工費是多少。記得工廠計算出來的是人民幣 15 塊一套，包括車縫綫成本。然後我們和工廠一起，計算出加上熱封條操作的時間及速度等成本。
最後。我們得出了每一套衣服，要增加 3 塊錢加工費的最終價錢。而當時在很有能力生產同類服裝的江南地區，這類雨衣的加工費需要人民幣 28 塊一套。更南一點的廣東沿海一帶，則需要支付人民幣 30 多塊一套。而我只需要 18 塊一套，我很是爲此驕傲了一些時候。
那時候，北方的工廠是沒有任何工人，可以操作熱封條機器的。我就跑到爸爸的老家，江門市去找爸爸的大學同學。他當時是江門市機械局的局長，他給我介紹了便宜的熱封條機器。隨後熱封機器厰的人，又給我找到了操作熱封條機的熟手工人。
記得那時候北方工廠車縫組的組長，每個月工資是 800 塊人民幣左右。而我找到的南方熟手熱封機操作工，需要 2000 塊人民幣一個月。我就和工廠商量希望他們付給我找來的熟手工人，1200 塊人民幣一個月。然後我告訴南方的熟手熱封機操作工，由我們公司給她們補上 800 塊。第一張訂單就在工廠及外貿，加上我們公司的全力配合下開始運作了。當然，做完第一張訂單以後，所有的工廠也就自己培養出來熱封機操作工了。
運作中的艱辛一時無從開始形容。總之，就是每到出貨的時候，我們就會帶著全公司的員工，到每一家需要出貨的工廠去。因爲大家都是第一次操作我們的訂單，對於複雜的包裝要求，絕對不熟悉。如果因爲不熟悉包裝，生產完的成衣無法準時出貨，那是很遺憾的事情。所以我們公司的經理們，就帶著所有的辦公室員工，到工廠去，通宵達旦的和工廠一起努力，這樣堅守著我們準時交貨的承諾。
因爲這樣的不懈努力，我們的雨衣訂單，滑雪裝訂單，凡是需要熱封壓條的訂單，有如雪花片般的飛來。我們也從這一年開始，被克里斯先生委任為阿爾斯特的中國代理。在後來的幾年中，我們和阿爾斯特公司一起，在這個熱封製作成衣的領域，完全碾壓了阿爾斯特德國的競爭對手。
那幾年，我也總是有點放飛自我的在想，那些抽我後退的人，你們看到了嗎？我做到了！心里的得意，不光是我們有了很多的訂單，也還有我們公司從原來的二十多人，擴展到了八十多人，其中包括還有了自己的樣品間。樣品間當時有 30 多個工人，公司也確實賺了不少的錢。
2003 年春季的一張 23 萬件的單車服。我們也遇到了不小的麻煩。因爲德國在收到大貨樣品時。檢驗出其中一款的前中拉鏈。含有偶氮。完全不能接受！我先是把負責拉鏈質量的岩表弟叫來訓了一頓。然後就是和出口商協商。如何更換上質量合格的拉鏈。
“那和重新做一件衣服沒有什麽區別！”所有我們驗廠合格的工廠都是一個説法。出口商當然也不願意置換。最後我從我們的毛利潤中拿出 5% 補貼給了出口商，出口商才置換了有問題那款夾克的拉鏈，然後訂單才能夠在短期内得以完成，空運到香港。
而在香港，我們出動全公司的員工，趁貨物在香港轉船的時候，花費了幾千美金，將裝我們貨物的集裝箱拖出來，然後打開所有的紙箱，把這個改進的款式加入到包裝里面。這樣做很是辛苦，但是保住了訂單不被索賠，也節約了到德國才包裝的上萬塊美金。記得那次包裝，我把 16 嵗的兒子叫來體驗媽媽賺錢的不容易，結果包裝完畢後，他的背部被曬的脫了皮，爲此我心疼了很久。
看到了這樣的辛苦，如果不協助出口商承擔部分的責任，訂單絕對無法完成。那時，我心里開始了另外的，保證我們利益的計劃。
2003 年的冬天，我們接到了 28 萬套的兒童滑雪裝訂單。我們把工廠從天津及河北一直安排到了山西。也是從這張訂單開始，我實施了心中的計劃。那就是在北京注冊了一家有限公司。當時正值中國改革開放，香港人也可以做中國注冊公司的法人代表，如同所有中國本地的公司一樣做所需要的商業行爲。
我們利用這家公司，全力以赴的提供所有訂單的輔料供應，質量控制等工作。當然這家公司是如同一家獨立的中國公司一樣，賺取輔料的利潤。
因爲凴我看到的中國大陸一切的運作，我很明白，這個輔料方面的利潤，就算我們不開公司賺，也不會輪到供應商賺取。我們發現所有的人，包括公司的司機在内，如果在操作公司的事務之時，有機會的話，絕對不會不“過河濕脚”。也就是說我們不開公司賺回這個輔料款，也會被雙方操作輔料的員工，作爲臺底交易貪污的。所以在我那樣決定的操作下，我們的利潤就有了保障。因爲當訂單有任何閃失的時候，不管是誰的錯誤，爲了保證訂單的順利完成，我們都可以從輔料的利潤中抽出來補貼給工廠或是出口商。
28 萬件的滑雪裝生產，遍佈了整個華北的大型工廠。從鄉間的自營工廠，到石家莊的兵工廠，足足有四十多家工廠參與生產。生產工廠最後敲定之前，我把公司的主要部門主管，都集中在一起開會。會議的主要議題，就是向大家强調，由於價格的限制，我們必須把加工廠的中心，集中在國營的大型工廠。
首先是周邊的兵工廠，因爲他們有大型的生產綫，適合生產我們的訂單。第二種工廠是一些幫助大工廠做外發加工的工廠。我告訴大家，我做了一些聯絡及功課。我意向的兩家大型兵工廠，一家在石家莊深處的大山裏；一家在河北和山西的交界處。他們都沒有接觸過外貿的訂單，都是習慣來料加工的工廠，這正適合我們做來料加工的訂單，而我們就是找一家進出口公司，代理報關等事宜就可以了。
兵工廠的好處是，因爲他們第一次接觸外商，價格方面他們應該沒有那麽的挑剔。第一次接觸的時候，憨憨的廠長告訴我，他們以前的成衣加工，都是不知道收多少加工費的。反正是一直都在做國家的訂單，工廠一切也都是國家給的，他們從不用擔心來加工的服裝要收多少錢。我明白，給他們做加工的弊端就是，因爲他們沒有做過出口服裝，我們要花更多的人力去檢查及督促質量上的問題。
他們之所以和我們接觸，是因爲兵工廠正值改革時期，上級要求他們要慢慢的學會自負盈虧。所以他們就開始學著自己接訂單。問道加工費的時候，他們說不知道如何報價，讓我們給一個價錢就行。我就和一開始和雨衣工廠合作一樣，和他們開始計算工時等細節，幸運的是，最後我們算出來的加工費，是工廠和我們都可以接受的。然後，這兩家兵工廠都接受了我們的訂單。兩家一共接下了我們 6 萬件的衣褲加工。
我們要用的第二種工廠，就是給這類大型工廠做加工的工廠。他們在技術能力上絕對沒有問題，但是沒有財力，所以一直從大的工廠接訂單，寧願收取少一些的加工費。我們的目標就是這兩類工廠，同時我也和大家再三强調，少於 300 人的工廠我們不能用，如果工人太少，生產綫無法做流水作業的操作。聽完我的吩咐，各部門就負責在自己相應的工作崗位上努力起來。
當所有的工廠敲定以後，我再出面拉著外貿出口代理去和服裝加工廠一一簽訂加工合同，這是法律上必須要做的，而當時我們在北京注冊的公司，還沒有申請進出口權。就這樣，我們的 28 萬套滑雪裝訂單，就下到了兩家大型的兵工廠，以及其它 40 多個 300-500 人的工廠，戰綫從天津，河北一直延申到山西。很是幸運，所有的加工費也是按照我們和工廠一起核算而簽訂的。
由於涉及太多的工廠，以及許多工廠是沒有經驗做出口訂單，在包裝要求方面，也是沒有辦法意識跟上的。爲了避免貨物做好了，因爲包裝問題無法出貨，同時也是爲了掌握好儲運時間，我便決定把所有做好的服裝，在各工廠做完整燙及裝膠袋以後，就交給我們來做最後的包裝。
當時正好有一家我們長期合作的工廠在擴建，他們有一個新廠房剛剛落成，電源已經連接，就是空蕩蕩的沒有任何的機器，這是給我們做包裝的最好地點。我便和工廠厰主商量，是否可以租給我們用 4 個星期。得到同意後，我們便和所有的加工廠，也包括山西方面的工廠商量，請他們整燙好以後，裝進塑料袋以後，就給我們送到我們租下來的工廠，我們來做最後的包裝。服裝加工廠也在我們的要求下，公平的把包裝工序的費用，從加工費中減去，以便我們付給聘請的包裝工人們。
包裝工廠在天津港附近。包裝完的貨物可以請客人的驗貨員。只到一個地方做最後的檢驗，隨之也可以叫來集裝箱出運。在最後的 2 個星期，我們幾乎是每隔 3 天就要幹一個通宵，否則大貨便無法趕上天津港出口的船期。
記得有一件很是瘋狂的事情，那就是我們海運的最後一個集裝箱，因爲工廠附近修路，趕不上碼頭集裝箱上船的最後午夜 12 點以前到達碼頭。我們很棒的代理報關員小夥子，居然爬到了高高的吊臂操作室去了，他和操作員抽著煙，聊著天，當然也給了操作員一個大大的紅包。然后吊臂就一直在空中沒有放下來，直到我們的集裝箱到了碼頭，吊臂就下來了，把我們的集裝箱給吊到了船上。
我問報關員小夥子，這樣做不怕被罰嗎？他說不會，集裝箱上船的時間之所以定在午夜 12 點以前，是因爲大家都要休息。實際上在第二天的上班之前，能把集裝箱放到船上就可以了。所有的文件報關，及海關來檢查是截至接受集裝箱的第二天白天。
這件事我一直很是謝謝那個報關員，因爲他是自己的單幫生意，所以我們給了他一個大大的紅包。
當然，也遇到了運氣很不好的最後一個星期，就是有幾個工廠，無法在預定的時間内完成生產。而我們的成本計算是無法接受空運貨物費用的。滑雪裝是抛貨，空運的價格幾乎是一件成衣的 2 倍。就是說，當時我們的滑雪套裝賣給德國 8.6 美金一套，空運費將會是接近 16 美金一套。如果這張訂單可以順利出運，我們一件衣服會有八毛美金的毛利潤。
在輔料方面，我們每件衣服大約有 2 元人民幣的利潤。所以我就告訴大家，我們必須使用我們的人民幣利潤，想盡一切辦法，用最低的費用趕上貨物到德國的時間要求。之後，我們就帶著公司辦公室加樣品間的六十多個工人，在包裝厰幹了三天三夜，把所有的包裝趕了出來。
那些趕著包裝出來的貨物，用貨車運到深圳報關出口到香港，正好可以追上之前從天津港出發的船。用大貨車最後也趕不上的原來出運船期的貨物，我們便用空運到深圳，再用貨車拉到香港，我們在香港再把趕出來的衣服放進集裝箱裏。在我們無縫銜接的努力下，很是幸運的又可以趕上之前從天津港出口的船。
在整張訂單真正辛苦的完成後，我給所有人放了一個星期的有薪假期，讓大家好好的休息一下。當所有的艱難工作完成回到公司的時候，發現辦公室少了起碼 5 個職員。她們臨走前和其他員工說，她們沒有想到，在外企工作，還要下工廠去那麽辛苦的“鍛煉”，就選擇離開了公司。
那一年。我們幹的很是辛苦。但是所幸的是所有額外的開支。都可以用輔料預算的利潤來支付了，也包括北京公司所有的費用。而每件衣服的八毛美金毛利，最後變成了那張訂單的純利潤。
自 1999 年開始到 2002 年。我們的利潤來自於實惠的雨衣及單車服裝加工；來自於全公司員工團結不斷的辛勤工作；也來自於我們抓住時機更新的公司操作。最後從 2003 年開始，直到 2006 年的年初，我們公司有了很豐富的利潤。
在 2004 年的冬季，爲了感謝大家的努力，公司除付給每人 15 個月的薪水以外。我們還增加了一個感謝的方式，那就是由公司出資，邀請所有在公司工作了三年以上的員工。來了一趟港，澳 5 天游。
這樣的商場高峰期。我足足擁有了六年之久。然後我們踏上了加入阿爾斯特公司的路途。
從我所有的回憶之中，我一直在問自己：我加入阿爾斯特的決定是否正確？我太想證明自己的能力是否正確？我以往和供應商的和平相處，是怎麽來的？爲什麽加入阿爾斯特之後就沒有了？
和供應商和平相處的答案，似乎在青島外貿的王經理來的時候，告訴了我一些。那是在 2007 年的年底，王經理接了一張總公司的麻棉長褲訂單，記得是 4.2 萬條。我挺替他高興的，因爲那時王經理剛剛擁有了一家自己的工廠，是和台灣人合作開的，能接到那張訂單，對他來説，是一顯他實力的好機會。
而我當時剛加入阿爾斯特，他來問了我幾次是否可以幫他算一下成本，我都沒有時間幫他。其實也不想幫他，因爲不願意讓那些虎視眈眈看著我位置的人，覺得我在和供應商做什麽見不得光的交易。所以我完全沒有介入那張訂單的協商。
在他們的貨物出口之後，他來找我並告知，他那張訂單虧損的很厲害。當時正值年底，他都沒有錢給員工發工資。我問他怎麽會是這樣呢？他説以前都是我給他計算成本，沒有出過錯。這次他讓自己的手下來算，不知道爲何成本都不如我的準確。
我問他是不是手下收供應商的回扣，收到他的頭上來了。他無奈的不置可否，然後就是一直在求我，希望我借點錢給他，讓他年前可以給員工發工資。我問他要多少？他説 15 萬。我看著他一臉的無奈和焦急，想到了當初我生意困難的時候，他給我的幫助。我便私人給他轉了 15 萬過去，他也給我寫了借條。借條現在還在，但是王經理自那次便消失了。
和 GS 的合作和王經理的有異曲同工的結果。只是王經理拿了我的錢就消失了。而 GS 的老總季經理，卻是生氣的把我弄進了看守所，到最後還拿了我們更多的錢。
其實以往和 GS 的合作，也是同樣雙方一起算成本的。突然有一天，我連接他這個大老闆電話的時間都沒有了，讓他感覺到很沒有面子之餘，還感覺到在他有任何困難的時候，我是不會再幫助他了。更甚的是，有一天突然發現，我成了他的對立面。而他在操作訂單上，沒有辦法勝過我，所以就要讓我嘗試一下他的威風了。這也就是張隊長一直告訴我的，葉赫黛妍，你太聰明了，也太強了，作爲一個女性，特別是強過很多的男，這是不行的。
也還想起來張隊長問我的一句話。為什麽一出事情就有這麽多人針對你呢？張隊長或許並不理解我當初告訴他的原因。我其實很是明白，因爲我的操作，讓很多人失去了私下賺錢的機會。
輔料賺取一定的費用，可以在工廠及外貿有疏忽的時候，可以幫忙補貼。還有一項重要的環節，是控制質量，因爲所有的輔料供應商，都會給管理訂單的人回扣的。雙方公司的員工，如果做了黑箱交易，那麽質量方面一定控制不好。因爲“拿別人的手短”。那些人被我奪去了私下拿回扣的機會，肯定把我恨得牙癢癢的。
想想，因爲我是很憎恨行賄受賄的，所以我在看似無意之間，卻在潛意識的有意之間，斷了別人的財路。
想到私人的財路，我就想起了諾伯特·米勒先生。想到這個諾伯特·穆勒先生，我總是很驚嘆他的行爲。他是一個地道的德國南部的小夥子，認識他那年他才剛三十多歲，已經結婚。但他來中國出差的時候，還是毫不客氣的在夜店找女孩回酒店過夜。本來這是他的私事，我們誰都沒有權力説三道四。但是，有一次不知道他是真沒有錢還是被別人勒索了，反正事後一個媽媽生帶著女孩來我們公司追討嫖資，把我弄得不知道如何應付，只好叫會計趕快支付那 800 元人民幣，讓那幾位堵住公司門口的女子們離開。付完錢我走到他的面前，沒有説話，就是死死的盯著他看，他唯唯諾諾的說，我其實昨天晚上什麽都沒有做。我說你這話有人相信嗎？然後不再理會他。
諾伯特在中國住了很多年，如果不是把中國的那些不好的習性全部學齊了，就是把他自身的劣質全部發揮出來了。反正每次晚飯，他都必須要求喝上千元的五糧液；更喜歡在吃飯的時候打電話回德國，和同事或是朋友聊天，每次最少聊 45 分鐘，讓全飯桌的人都得等他。如果不看到他的西方人面孔，以他的爲人處事來斷，絕對沒有人認爲他是德國人。他就是那樣肆無忌憚的在中國工作游歷著。
印象最深的是，在我們剛成爲阿爾斯特的代理時，他來下訂單時，和我講了很多遍，他才是那個做決定給我訂單的人，不是克里斯先生。在他手上握著訂單，向我强調了 5-6 次以後，我才霎那閒明白他的意思。
和家人商量的時候，姐姐蕙芯說，你如果想要拿到訂單，就不可以老守著你的“原則”。沒有辦法，爲了拿到訂單，我就找了個我沒有辦法開私人銀行賬號的藉口，轉了一萬美金在他的帳上，名義上是先放在他那裏，實際上是放到最後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也就是那一年，我們收到了兒童冬天夾克的訂單，幼童的爬行服還有小童的褲子。我很是不齒和他之間的這種操作模式。但是當他給了我們很多訂單的時候，姐姐蕙芯還是驕傲了一陣子。
但是只此一次，以後我是無論如何也不愿意再如此操作的。但是我知道他一直在延續著這種做法。因爲我們長期合作的面料商田老闆，無意間告訴過我們。然後是諾伯特在一次喝醉之後，自己告訴了我先生面料廠回扣的事兒。
想到這些，我明白了爲何後期，諾伯特總是把最難做的訂單給我們了，因爲我不再“暫時”把任何錢放在他那裏了。他也讓我突然明白了，總公司似乎所有的人，對於我們如何能賺錢都有很大的問號？甚至最後我放棄了自己的公司，加入阿爾斯特之後，種種不公平的扣款，不僅讓我離開阿爾斯特，也讓我不願意在商場上再拼搏下去了。我很喜歡有人曾經説過的一句話：【謀生的路上不抛棄良知，謀愛的路上不放棄尊嚴】。既然那麽多人都在猜疑，我們所賺的錢一定是有貓膩的，我就放棄好了。因爲我的人生準則就是錢不是人生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做一個對得起自己這一生的人。
而諾伯特先生，因爲他在生活上的放縱，讓他的太太向公司提出了要求，希望返回德國。總部便把他調回了德國總部工作。但是他喜歡中國，也許喜歡那裏可以讓他釋放他生命的不羈？所以在阿爾斯特總部將他調回德國工作 8 年以後，他還是辭去了阿爾斯特的工作，應聘了另一家可以把他派到中國去的公司工作，全家也一併又都搬去了中國。希望他的太太不要太辛苦吧，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我在心里默默的祝福著她。
（以上文中引用示圖均出自網路及自繪圖用於類比）
2026 年 2 月 2 日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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